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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地图编制出版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90号


　　《浙江省地图编制出版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第82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代省长　柴松岳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五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地图编制和出版管理，规范地图市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公开的普通地图和专题地图的编制、出版活动以及相关的地图市场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有关用语的含义如下：
　　“普通地图”，是指综合反映地表物体、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一般特征，内容包括水系、地貌、居民点、行政区划、交通线和各种境界线等要素的地图。
　　“专题地图”，是指表示自然现象或者社会现象中的一种或者几种要素的地图。
　　“地图编制活动”，是指编辑和制作地图的活动。
　　“地图出版活动”，是指地图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和发行等活动。
　　第四条　省测绘局依法管理全省地图编制工作。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管理本部门专题地图的编制工作。
　　省新闻出版局商省测绘局管理全省地图出版工作。
　　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省地图广告管理。
　　第五条　编制普通地图，或者编制专题地图需要直接进行测绘的，必须取得相应的测绘资格。
　　第六条　在地图上绘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界、中国历史疆界、世界各国国界的，必须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
　　在地图上绘制省级行政区域界线的，必须按照国务院批准发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界线标准画法图绘制。
　　在地图上绘制本省各市、县(市、区)行政区域界线，必须按照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市、县(市、区)行政区域界线标准画法图绘制。
　　第七条　编制地图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使用最新地图资料作为编制基础；
　　(二)正确反映各要素的地理位置、形态、名称及相互关系；
　　(三)具备符合地图使用目的的有关内容；
　　(四)遵守技术规范，保证制图质量。
　　第八条　普通地图由专门地图出版社出版；专题地图由国务院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具有相应地图出版资格的出版社出版；其他出版社一律不得出版普通地图和专题地图。
　　第九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地图，在出版前应当报省测绘局审核。
　　未出版的绘有国界线或者浙江省省界线的地图需要公开展示的(包括在影视画面、图书、报刊、广告中使用的)，应当经省测绘局审核。
　　按规定应当报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的地图和应当报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审核的专题地图，由省测绘局初审后转报。
　　非公开出版的地图，不得公开发行、销售；未经批准，不得公开展示。
　　第十条　公开出版的地图由出版社送审。公开展示的地图由展示单位送审。
　　送审地图时，送审单位应当向省测绘局提交有关资格证明文件并报送下列材料：
　　(一)地图审核申请书；
　　(二)试制样图一式两份(彩色地图报送彩色打样图，单色地图报送原稿复印件)；
　　(三)编制试制样图所使用的底图资料说明和资料所有权单位同意使用其资料的证明。
　　送审电子地图，应当同时报送地图审核申请书、编图资料来源说明、软盘(或光盘)，以及与软盘(或光盘)内容所表现的主要地理要素相同的纸质地图。
　　第十一条　省测绘局应当自收到全部送审材料之日起30日内，将审核决定通知送审单位；逾期未通知的，视为同意出版或者展示。
　　第十二条　经审核同意出版的地图，在发行前，送审单位应当将样本一式两份报省测绘局备案。
　　第十三条　公开出版的地图应当在地图上注明下列内容：
　　(一)国界线画法的依据资料及其来源，以及其他地图资料来源；
　　(二)地图审核登记号；
　　(三)版权记录、书号、条码；
　　(四)刊登广告的地图必须载明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第十四条　省外出版社在本省印刷、发行地图，应当按照有关出版规定办理跨省印刷和发行的手续。
　　禁止买卖书号出版地图。
　　第十五条　地图编制或者出版单位经营地图广告业务的，应当具有相应的测绘资格，并持公开出版地图的书号证明和省测绘局签署的地图初审意见，向地图内容表现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临时性广告经营许可证。未经批准的，不得利用地图经营广告。
　　行政区划图和非公开出版的地图不得用于发布广告。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未取得相应测绘资格，擅自编制地图的，根据《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由省测绘局责令停止编制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由省测绘局责令停止发行、销售、展示，并可以处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出版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国家规定对情节严重的责任出版社处以注销地图出版资格的处罚：
　　(一)地图出版或者展示前未按规定报送省测绘局审核的；
　　(二)经地图审核部门审核，同意出版或者展示的地图，送审地图单位未按审核意见对送审样图进行修改、补充就出版或者展示的。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未经报审，擅自出版、展示的地图上的国界线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界线的绘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或者地图内容的表示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造成严重错误的，根据《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予以没收全部地图及违法所得。
　　第十九条　未经出版管理部门批准，擅自从事地图出版活动，或者超越经批准的地图出版范围出版地图的，由出版管理部门根据《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全部非法地图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15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办法其他地图出版规定的，由出版管理部门按国家有关出版管理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条　送审单位弄虚作假，伪造证件、送审材料，骗取地图审核批准文件的，批准文件无效，由省测绘局予以收缴；地图已经出版的，视同未经报审，按照本办法第十七条有关款项处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一条　未取得广告经营资格，或者超越广告经营范围，利用地图经营广告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二条　测绘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弄虚作假，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由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保护与打击的对抗

　　　　　　　　　　　　　　　　　——新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我国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与现代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则相背离。从疑罪从有的有罪推定到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从罪刑人定到罪刑法定，保护观念的改变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保护与打击的对抗仍然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主题。

关键词：

打击、保护、人权

引言：

所谓打击，即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从而有效打击犯罪。本文所称之保护，特指保护人权，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轻罪不被重判，有罪的人可以得到公正的审判。保护与打击的争议古亦有之，两千多年前，我国伟大的思想家荀子就曾指出：“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有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1]与秦国商鞅变法时颁布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2]相比，完全是两个极端。世界各国历史以来也较多的是重打击、轻保护，以维护人吃人的不平等的阶级统治秩序。但随着西方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的出现与发展，法律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保障人权上。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在其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紧随其后，法国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随着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问世，尊重和保障人权，在世界上形成了普遍共识。但打击与保护的对抗仍在继续，因为过多地限制司法机关的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无疑会增加办案难度，使诸多犯罪因证据难以收集而无法及时得到查处、惩治，进而使人民不满，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故限制权力为司法机关所不欲也。可喜的是，面对重重压力，新刑诉法在保护人权方面还是有诸多突破，笔者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尊重和保护人权”原则

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并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与该公约接轨，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加强人权保护的法律修改，最具标志性的是2004年第二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此次刑诉法修正与时俱进，亦明确将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了刑诉法（第二条），使该原则由宪法理论进入了实际操作，标志着刑诉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击向保护的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具里程碑性的意义。但遗憾的，该公约第十四条“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之规定所确立的沉默权，也是倍受争议的制度仍未能在此次修改中确立，可见“保护”的确立之路还很漫长。

二、侦查阶段即可委托辩护人

一般刑事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有犯罪结果，再根据各种证据追溯、还原犯罪事实，故证据线索无疑是刑事诉讼的生命线。因刑事侦查一般属事后追查（抓赌博、扒窃、两抢及交易类的现形性刑事犯罪除外），导致绝大多数证据材料在案发时不在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甚至多数关键证据在犯罪嫌疑人亲友、同伙控制下，为保障侦查的有效性，自古以来的侦查一般都是秘密进行，为的就是防止打草惊蛇，不给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同伙有毁灭证据的时间和机会。而“国家专门机关在追诉、惩罚犯罪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超越权力、甚至滥用职权，从而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导致错追、错判，严重损害司法公正”[3]。刑事诉讼法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法律，连我们这些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都不敢轻言知晓、熟悉，更勿论犯罪嫌疑人，故犯罪嫌疑人是否可委托辩护人就显得至关重要。此次修改将可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原来的“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至此，刑事诉讼全过程都可委托辩护人，使侦查阶段不再是真空。且委托人由原来的自行“聘请”[4]，变为“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从而使犯罪嫌疑人的的权益更易得到保障。当然，在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打击也得跟上，故新法明确规定“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即侦查透明化了，辩护人的活动也要透明化，辩护人监督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也要监督辩护人，防止辩护人帮助串供或毁灭证据。

三、明确举证责任、非法证据排除和证人强制出庭作证

（一）明确举证责任

新刑诉法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九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实际上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具体和明确。“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沉默权，此次修改虽未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规定，未赋予其沉默权，但明确举证责任，无疑是一个进步。当然，在一进一退之中，为降低办案难度，打好心理战，新刑诉法增加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从而引导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有些类似西方的“诉辩交易”，也为下一步修改确立沉默权铺平了道路。

（二）非法证据排除

原刑诉法虽然也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旧法第四十三条），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言外之意，除“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之外的其他非法证据不排除，这无疑给侦查人员违法收集证据留下空间。此次修改，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堵死了这一空间，且进一步明确这些证据“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即不仅堵死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使用非法证据的空间，还堵死了法院使用的空间。同时，还规定了非法证据存疑排除制度，新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以上两个方面，确立了公诉机关的双重证明责任——不仅要提供证据证明犯罪成立，还要证明这些证据的来源（程序）是合法的。

（三）证人（含鉴定人）强制出庭作证

新法进一步规定了证人（含鉴定人）的强制出庭作证义务，否则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五十九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加上前面两个方面的修改，无疑为侦查机关添加了枷锁，使办案难度增加，一进一退之间，为保障打击的有效性，新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实际上人性化、人文关怀的体现，也是西汉时就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5]原则的再现，同时也“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的延伸。

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属证据的当然排除之列，意味着侦查、检察机关不得强迫证人作证，不得强制收集证言，但法院却可以，多少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之嫌，但总的来说，法院的审判远比侦查要公开、透明得多，证人的合法权益也更易得到保障。

四、各阶段办案期限有所延长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权重增加，最直接的后果是司法机关办案难度增加，使原本就有些捉襟见肘的各阶段办案期限更加紧张和不足，故新法对诸多阶段的办案期限都予以了不同程度的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