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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事实错误中认识模型

李立丰

本文通过对事实认识错误问题认识模型的前提的设定，模型的构建，逻辑认识的展开及具体处断原则的探讨，对事实认识错误这个刑法理论中较为复杂的问题提出了笔者自己的一些看法。在文章中，笔者试图尝试用建立认识模型的方法，对事实错误中诸如对象错误和客体错误的区分，处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等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若干看法。
关键词：事实错误 认识模型 犯罪对象 保护客体 物质承担者 故意阻却 可变状态



前言

不可否认，“罪数问题”和“错误问题”是刑法犯罪论诸多理论问题中两个较为复杂和极具研究价值的领域。笔者通过对罪数问题的研究，针对事实错误问题的认识模型有了一点自己的初步认识，下面就针对这个问题阐述一下笔者的一孔之见。
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不知法律不赦”这一原则，到了十三世纪，又由这个原则演变出来了“不知事实可赦，不知法律不赦”这一原则。由此传统刑法学都把刑法上的错误分为“事实上的错误”和“法律上的错误”。1一般都认为事实上的错误是指行为人认识的事实和实际发生的事实不一致；而法律上的错误是指行为人的违法判断和客观的违法不一致。当然，后来以德国刑法为首提出了所谓的“构成要件的错误”“禁止的错误”这一分法，但学界针对这个问题还有较大的争论，限于篇幅，这里仅仅针对通说中的“事实上的错误”的认识模式问题进行一下论述。
根据通说，所谓“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不一致。大陆刑法原理中通常将事实认识错误分为“具体的事实错误”和“抽象的事实错误”2，同时还有观点认为在上述划分方法的基础上，事实认识错误还可分为“方法、客体和因果关系错误”。3
应该说，单纯意义上的种类划分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而且纷繁细密的划分往往只能给我们带来理论和实际应用上的障碍。
下面，笔者从自己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分析的认识过程出发，针对事实认识错误问题认识模型的构建，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一． 事实认识错误认识模式的理论前提

应该说我们进行刑法理论上论证过程就是一个“自圆其说”的过程，笔者认为其对于事实错误问题的认识模式应建立在如下理论前提之上的，而笔者以后的推论也是从这些前提中推导出来的。
当然，我们首先要保证这些前提的正确性。如果这些前提中有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我们的论证就失去了意义。
前提1（行为人的本意） 行为人本意上是基于侵犯一特定客体的犯意4，针对以特定的对象5实施一定的危害行为。用图例可以表示为：

行为人 犯罪对象 保护客体6
甲 甲
前提2（行为人实际实施） 实际上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行为人的侵害行为发生了偏差，事实上并没有实际侵害其本意上要侵害的甲犯罪对象，而是侵害了乙犯罪对象，并由此在事实上侵害了乙保护客体。7用图例可以表示为：
行为人 犯罪对象 保护客体
乙 乙
前提 3 应当承认犯罪对象和保护客体之间是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关系。8 保护客体作为刑法要保护的抽象的社会关系，必须要通过一定具体的对象表现，而不可能脱离犯罪对象而独立存在。
前提 4 犯罪对象甲==犯罪对象乙。这是我们讨论事实认识错误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也就是说行为人实际用危害行为侵害的犯罪对象乙一定不同于其本意上要侵害的犯罪对象甲。如果犯罪对象甲==犯罪对象乙，那么就不存在什么认识错误的问题，当然也不属于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
前提5 我们应该认为行为人的本意要从事的是能被纳入到刑法调整范围之内的行为，也就是说在不存在认识错误的情况下的时候，行为人一定要因为其从事的指向犯罪对象甲从而危害保护客体甲的危害行为而承担刑事责任。如果前提1的行为不为刑法所规范的话，就不存在什么事实认识错误的问题。而实际发生的侵害究竟必须构成犯罪呢？笔者认为这属于事后判断的问题，也就是说行为人实际实行的行为究竟是否属于刑法调整的范围，不能在开始的是就予以判断，而是应当在肯定本意行为是属于刑法调整的范围的基础上，在具体论证错误问题时，即事后进行判断。
前提 6 行为人行为发生这种“阴差阳错”的方向性改变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造成的。也就是不是行为人临时起意，自觉改变的。
前提 7 行为人本意要进行的行为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不存在本意行为和实际行为同时存在的情况。大陆刑法学界有人认为在事实错误中存在这样的情况，并认为这种情况属于抽象事实错误的一种。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应当属于“想象竞合”的范畴，而不是什么错误问题。
前提 8 行为人对实际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结果9所持的主观态度该如何认识呢？应该说“所谓事实错误阻却故意”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方面，由于错误的发生，行为人本意要实施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故意的主观犯意被阻却了，也就是说没有达到既遂；另一方面，由于错误的发生，行为人对于实际发生的危害事实是不可能有认识因素的，也就是说在事实认识错误的情况下，行为人对于实际发生的危害事实不可能形成故意。由此，刑法学界一般认为，行为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实际发生的危害事实是存在过失心理的。10



二．事实认识错误的认识模型和逻辑推理过程

基于上述几个假设前提，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认识模型，即：


犯罪对象 保护客体
甲 甲

行为人

犯罪对象 保护客体
法析非典论古今之道

北方交通大学法学专业：李百琛


[摘要]：从旧时各朝官员隐瞒疫情到现代SARS的肆虐，不难看出有一种传统文化一直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如果没有此次SARS的疫情，那么能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早在1989年就有了《传染病防治法》，其里面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正是这种广场文化使社会主义中国的法治实施起来阻力重重，困难重重。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因此，笔者将在本文对这种“文化”法治，权利三者冲突问题谈一下自己的观点，望做到抛砖引玉，以期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传统文化， 法治 ，公民权利的自我价值 ，健康权
（一）法治实施与此类文化的冲突
在SARS出现之前，隐瞒疫情之类官场文化在中国已是屡见不鲜，他就像一颗毒瘤，时时刻刻阻碍着中国这条巨龙的腾飞。与SARS疫情的斗争表面上看是其中国乃至全世界医药科技力量的体现，在我看来，更像是这类“传统文化”与法治，权利 一次赤裸裸的正面对话。尤其是SARS横行无忌，简直是对中国目前法制建设及个人权利的一种嘲讽。
由此看来，此类“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下的中国是留不得的。⑴这些年一批法学家反而排斥，反对现代法治和权利话语，主张维护旧有的“潜规则”“文化”或曰“特殊知识”强调这种本土资源的主要性，主张法治应当尊重这种“文化”，这种“特殊知识”而不是相反。
不错，真正有益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保护。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对本土资源采取的政策，一贯是取其精华，舍弃糟粕。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化，非盲目性。
这次疫情之所以能迅速的蔓延，绝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其行政管理部门办事不力，隐报，谎报疫情所致。出现这么大的漏洞并不是某一个部门所能办到的，它的实现是由一种“潜规则”或曰“特殊文化”之官场文化在作祟。这类“潜规则”正是上文所提之隐瞒疫情，诸此类传统文化。
此类文化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影响最为显著。
非典初期，由于受到诸此类“传统文化”的影响，各行政部门一直对疫情采取隐而不报，报而不实的态度，直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国务院第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行政法治建设才有了开拓性的前进。在解读此条例中，笔者发现里面贯彻一种“三时（实）原则”即：“及时，确实，限时”。为何将此作为此条例核心？！
首先，我们从“三时（实）”涵义入手，由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到造成国家，公民的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所允许的最大限度范围内的这段时间 我们称之为“及时”。
“确实”是指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应如实的公布于众，禁止隐瞒，或谎报更进一步来讲还包括各级部门的行政分工明确，不得擅离职守，更不可越职旁代。
“限时”是“及时”得以实施的法律保障，没有“限时”的存在，就谈不上“及时”和“确实”法律责任的承担。
这三时原则是我国法治顺利实施的有力武器，如果对他们利用不善，反之将成为“诸此类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源泉。
再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上看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其有反作用。同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又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治建设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其作用更无可厚非了。只有使法制体系不断的完善，才能使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而目前，法治实施的最大瓶颈就是中国三千年封建制度遗留下的“诸此类官场文化”或曰“特殊知识”。只有解决其与法治实施的冲突问题，中国法治建设才会有质的飞跃。
由此看来，此次国家对SARS疫情的全力防治正是行政法治对“此类传统文化”进行的一场没有硝烟的反击战。
（二）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这个问题上，先对公民权利概念进行界定，公民权利即公民权，它与法人的权利，外国人的权利等概念相对应。⑵公民权是指国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⑶这种分析得出公民权是公民权利的简称。公民权利可分为公民基本权利和公民一般权利,公民实体性权利和公民程序性权利。其中公民基本权利是由一国根本法来确认的，其他公民权利在一国法律体系中予以详细规定。公民的人身权既是如此。
在此次SARS中受到侵害最大的权利莫过于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了。
健康权即（健康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受到国际法和各国法律的普遍保护。我国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权，人身权，健康权。健康权是生命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害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行为通常也分三种情形：侵害生命权，即致人死亡；侵害身体权即伤害身体完整性；侵害健康权，即损害健康致人患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侵害健康应当涵盖侵害躯体健康和侵害精神健康。而SARS的侵袭，由于诸“此类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疫情没有及时控制住，因而在防治的初期管理部门出现了谎报，漏报的现象。这一切不仅对国人身体造成损害更在精神上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可谓是对公民权利赤裸裸的漠视了。
再看法律上的“权利”它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障的一种力量，即所谓法律之力⑷。这种力量是有支配标的物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并与特定利益要素相结合。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公民享有健康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就是公民健康权的特定利益要素。因此健康权是特定公民依法享有的法律之力。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与生俱得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利益。因而，健康权受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类法律规范的严密保护。在法律支持保护下，从而决定了任何人的行为，活动都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这就是任何人相对于其他人所应履行的义务及应遵守的法律规范。
健康权的保证正是对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非典的出现一方面是对公民权利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挑战，另一方面又是对中国现阶段法制建设实施的考验。
可以看得出来，公民的权利在某些时期，某个阶段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这说明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实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后盾保证-法治体系的健全。
在封建社会形态中权力的定位是国家统治者 君主至上正是对公民权利的否定。而社会主义下的中国由国之根本大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恰恰证明的公民权利自我价值不是一种抽象的不证自明的普遍价值，而是无数生活经验中得出来的共识，甚至来自无数人自己的生命体验。
SARS事件中，公民权利的忽视，这正是中国“诸此类传统文化”的直接体现。而此类传统文化即为一种不证自明的普遍价值，这正是与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相对立的。⑸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长达十年巨大灾难的文革，到日常生活中一些平民百姓遇到的不白之冤，种种无情的事实都说明如果没有法治或者法治得不到尊重，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必然会给社会，国家，人民造成严重损害，后果极其可怕。
因此，保证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对社会，国家，法治实施的一种肯定，更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保证。
这次SARS肆虐再次以惨痛的事实提醒人们法治，权利是何等重要，提醒国人诸此类无视法律，漠视权利的“传统文化”或曰“特殊知识”之危害何其深远。同时也提醒人们中国的法治建设虽有不小的进步，但仍任重道远，因此现阶段应加强法制体系的完善，法治的实施，及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强化，杜绝那种“诸此类传统文化”或曰“特殊知识”的蔓延，建立一个完善的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
⑴ 刘洪波 《南方周末》2003，7。17 11版 纵横谈
⑵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导言部分第3页
⑶赵树民 著《比较宪法法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40页
⑷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⑸刘洪波 《南方周末》2003，7。17 11版 纵横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