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零和博弈与监管有效性的法经济学分析
郑? 华东政法大学
关键词: 证券监管/有效性/零和博弈/制度选择
内容提要: 为避免“股市赌场论”，我国主流学界一直否认证券市场的零和博弈特点，只是强调证券市场对优化资源配置的良好属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证券市场优化配置”的理论框架下我们却无法回避为什么证券市场会存在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私利性行为，我们在现有理论框架下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现有的监管制度不足以有效监管市场。基于学界与监管层在观点上并不接受证券市场为“彼之所得为我之所失”的零和博弈观点，因此我们的监管实践并不是根据零和博弈的特点“对症下药”，这是导致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处于“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两难境地的根本原因。为此，我们试图从证券市场博弈的零和性分析出发，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制度诉求、有效监管的制约因素及制度选择的有效性在法经济学层面作番讨论，以期对我国证券监管的制度重塑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一、证券市场零和博弈的法经济学解读
（一）零和博弈与证券市场
零和博弈 （zero － sum game）属于博弈论的范畴，是新制度经济学就制度 （institution）对行为与交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的一个内容。零和博弈的概念最早由美籍匈牙利裔数学家冯·诺依曼 （J．VonNeumann）于 1928 年提出，并在与摩根斯顿合著的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一书中进行了定义：在博弈中，如果总收益在参与者之间所进行的分配，其总的结果是零，也就是说一个参与者的得必定是另一个参与者的失，则该等博弈为零和博弈。[1] （P51）零和博弈之所以称为 “零和”，是因为将胜负双方的 “得”与 “失”相加，总数为零，彼之所得必为我之所失、得失相加只能得零。因此零和博弈属于非合作博弈，各博弈方决策时都以自己的最大利益和最小损失为目标，双方是没有合作机会的。在冯·诺依曼之后，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纳什通过数学方程式的方式求得零和博弈下对博弈各方的最优平衡 “解”——纳什均衡：即零和博弈下可求得的全部博弈主体整体利益的优化值。纳什均衡进一步奠定了以零和博弈为代表的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基础。[2] （序 P4）在零和博弈中，博弈的结果既无法实现集体的最大利益，也无法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理想的博弈结果只能从整体上实现博弈主体群体利益的平衡，即次于个体最优利益选择的 “次优”选择。
在研究证券市场的特点及效用时，我国学者多强调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价值发现和投资获利功能，很少有人重视或强调证券市场的零和博弈特点，甚至有意回避或极力否认证券市场的零和博弈性。（注：有关证券市场是否为零和博弈市场的争论最早起源于 2000 年末 《财经》杂志在揭露我国基金业的某些黑幕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 《经济半小时》栏目采访时认为：（1）中国股市是个大赌场；（2）全民炒股不是正常的现象；（3）中国证券市场市盈率过高。他还认为 （投机活动的盛行使得证券市场中）单纯的投机活动只不过和赌博一样，是钞票搬家、货币财富在不同主体之间再分配的一种 “零和博弈，从总体上说，它并不能使社会福利增加”。为此，厉以宁、董辅?、韩志国、萧灼基、吴晓求五位学者联名举行 “经济学家和媒体恳谈会”以反击吴敬琏教授关于资本市场的种种言论，明确反对零和博弈的观点。）[3] （P287 －332）在西方国家，对证券市场的 “零和博弈”虽也存在争论，但争议主要存在于经济学家与市场参与者对博弈特性的不同认识：市场参与者认为证券市场不是零和博弈市场，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 “财富增值”的效应，资本市场不会得到如此发展；而主流经济学家则客观地将证券市场定性为存在 “零和博弈”交易的市场，因为市场在特定时期只存在财富在主体间的移转过程，而不存在财富增值的过程。[4] （序 P4）因此，从总体而言，证券市场上的发行与交易行为是市场主体围绕着对证券的不同估值认识所进行的零和博弈，这种零和博弈在下文所论述的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均可得以体现。
（二）发行人与投资者的零和博弈
证券市场用以交易的证券产品的制造者是发行人，发行人通过向投资者发行证券募集资金。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社会资源的资金是从一个闲置的场所转移到可被利用的场所，此时资源配置体现为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资源从投资者手中的资本变为了发行人手中的货币或实物资产 （通过募集资金的使用过程）。在此等资源配置形态转移的过程中，就发行人而言，希望在对外发行证券越少的情况下获得越多的资金收入；对投资者而言则是在投入资金越少的情况下获得越多的证券数量，此时存在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抛开投资者提前转让证券收回投资成本（可能亏损或盈利）的情形，在一个特定周期内 （即投资回报期内），投资者的投资只表现为资产（金）的净流出，而发行人则体现为资产 （金）的净流入，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必须取决于发行人利用投资进行再生产所得的利润分配。如果发行人经营亏损，意味着投资人的投资预期落空，发行人不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只有发行人持续盈利才有机会通过分配利润的方式返还投资者的投资成本。
因此，在投资回报期届满之前，投资者的资本只从形式上转变为发行人的收入并最终转化为资产投入，此时社会资源仅从一方转入另一方，是从一种形式 （货币）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资产），不存在社会资源 （财富）增加或减少的情形。此时，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易就存在明显的 “彼之所得为已之所失”的零和博弈过程。这种零和博弈的基础是建立在投资者希望通过发行人的经营行为获得资本增值，然后发行人可将盈利以分红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并进而重新转变为货币的预期之上。在此过程中，只有在初始的投资成本被收回并开始产生额外剩余的利润后，投资者对 “证券”的投资才产生回报，也只有于此时才可以说投资人对于证券的投资开始产生增加社会财富的结果 （即社会财富总量于此时才开始发生变化）。因此，只有当投资者在投资期限内因发行人出色的经营行为收回成本并产生额外盈利后，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交易的博弈结果才会超越零和博弈的界线而跨越至“正的博弈效应”，否则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只存在零和博弈的关系。
（三）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零和博弈
正是基于在投资回报期内投资者与证券发行人之间 “零和博弈”的特点，使得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希望退出的投资者通过公司以外的市场收回投资成本，围绕证券产品进行二手交易的市场开始形成。由于资金成本不同、利益偏好不同、风险承受不同，使得原先投资者对其持有证券的转让成为一种需要。伴随着这种需要，证券产权转让交易顺应而生。而这种市场的形成进一步促使原本依赖于从发行人获得回报的 “证券产品”从静止的、长期的产权持有状态向流动的、取决于短期获利的动态交易状态发展。在这样的产权流动过程中，产权转让的价格是通过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对 “证券产品”价值的博弈所形成的：买方与卖方的博弈围绕着双方对 “证券产品”价值的估量。但不论以何种方式衡量证券的价值，仅就资源配置与转移的指向而言，当 “证券”作为交易的标的后，资源（体现为资金）只是从一个交易方转移到另一个交易方，单个市场主体看似因为证券的交易出现利润或损失，但在排除证券本身的利润分配或公司资产增值的因素后，所有投入市场的资源配置只存在主体间的移转，市场资源总量没有发生变化，卖方 （最初的买方）的损失或利润就是买方 （最后的卖方）相对应的利润或损失。由此可见，证券的交易其实就相当于一种 “击鼓传花”式的资源传递接力，交易双方传接的是各自因资金成本、风险喜好而对于证券 “回报期”与 “回报率”的忍受。
因此，那些否定证券市场为零和博弈而坚持证券市场交易实现 “财富增值”的 “正博弈”的观点其实是误解了证券市场中财富增值的来源属性：从证券市场博弈过程而言，证券的发行与交易并不会产生财富增值的效应，证券市场的财富来源取决于通过 “证券发行人”吸纳投资而产生资产增值的超额回报，这种回报需要通过企业的实际生产活动产生，而不是通过交易主体的互相博弈产生，相互博弈的结果只是有失有得的 “零和”平衡。零和博弈市场存在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零和博弈实现对所有博弈主体整体而言的最优解，即在投资者、发行人、投资者间实现资本的有效循环：企业通过筹资获得外来资金扶持得到发展，长期投资人通过企业分红收回投资成本并获得回报，短期投资者通过市场估值的差异赚取差价，短线交易可以提升证券的流动性保障投资者 “以脚投票”的退出机制。可见，市场参与者只要在一定的规则下形成共同遵守的定式，博弈的功能就能够起到发现价值、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在上述功能发挥效用时，证券发行人、证券购买人、证券投资人在价值目标上发生存在重合的可能性，即通过投资人的投资使得发行人得以募集社会闲置资金并通过生产的运营实现发行人资产的增值，同时通过企业资产增值实现对投资者投资回报的回馈，也实现了社会资本的增值。
二、零和博弈特征下的监管制度诉求——基于外部性效果的讨论
在零和博弈特征下，证券市场参与主体难免存在为避免已之所失或增加已之所得而在交易中不择手段获取最大化利益的动机。若没有一定的规则对市场主体行为进行约束，证券市场主体具有采取诸如内幕消息、操纵市场、虚假披露等欺诈行为牟取博弈利益最大化的激励，因此，就证券市场的秩序维护而言，监管制度的设计与完善都应针对这种零和博弈而产生的 “私利性”行为。
（一）监管需求之争：基于外部性效应之分的 “自由论”与 “监管论”
监管 （regulation）不是管制，也不是简单的管理或监督，监管是通过立法、执法活动而对市场活动主体及其行为进行约束、引导、规范的直接干预活动的总和。[5]（P2）由此，证券市场的监管可被理解为国家行政机关或市场组织者为保证证券市场运行的规范、稳定，保证市场主体行为的合法性而施加于市场主体的外部性行为。（注：通俗地讲，外部性是指外部主体或行为对某一经济行为进行干预时，其对经济行为产生的效益或成本。如果外部行为产生的效益高于当事人为此发生的交易成本，则产生正的外部性效应，如果效益低于交易成本则为负的外部性效应。以外部性为例，假设当立法者通过环境法规强制要求排污方向水体排污缴纳费用时，此种施加给排污者的缴费义务就是排污方以外的第三方强加给排污方的影响力，这种外部影响力增加排污方从事商事活动的成本，但这种外部施加的缴纳排污费义务从整体而言有助于避免排污者与受污者进行一对一的排污权交易的谈判，也有助于环境受损方的权利补偿，而且还可通过这种排污制度的安排促进污染排放的减少与受损群体的经济补偿，这就体现为减少交易成本的正外部性行为。）由于外部性存在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之分，因而是否需要政府对证券市场实施强制性监管在理论上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比如在强制信息披露方面，经济学家们主张依靠市场博弈力量即可实现对发行人全面披露的激励作用，他们认为强制性监管具有 “负的外部性”，且对新证券发行的管制无助于投资者， [6]（P264）因而反对政府以强制性披露的立法与执法方式进行信息披露。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乔治·J·斯蒂格勒在 1964 年发表了 《证券市场的公共监管》一文，他认为 SEC 的强制披露系统并无必要。他通过若干股票样本在不同阶段价格变化的分析，得到的结论是：《1933 年证券法》项下的强制披露监管要求对于向公众发售的新证券的质量没有任何重要的影响。[7]（P124）随后，格雷格·A·杰瑞教授使用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MP）和跨期回报 （RATS）模型对 “有效资本市场”进行了与斯蒂格勒教授类似的研究，他的结论同样是：SEC 对新发行的证券的注册要求是失败的。[8]（P627 －650）持相似观点的卡罗·J·西蒙教授在1989 年的研究中认为：《1933 年证券法》对在纽约交易所上市的证券的价格与价值偏差影响不明显；相反，在其它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其偏差则较明显。因此 《1933 年证券法》显著地影响了那些在此之前不向投资者披露信息的公司。[9]（P295 －318）概括而言，那些反对政府外部监管的观点认为，监管活动充其量只能为市场制订一个最低的行为标准。而一旦这个体系开始运转，监管活动则更倾向于在惩罚不当行为方面发挥作用，而在鼓励市场参与并提高体系表现水平方面，监管的作用却是比较差的。 [10] （P114 －115）然而以法学家为主的观点却强烈支持政府的强制性监管。他们的理由集中于：第一，信息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只有依靠强制披露才有效率；第二，依靠私人获取信息成本巨大，不可能满足充分获取的效果；第三，自我披露效果的有限性，容易忽视市场主体行为因私利性导致的不对称披露；第四，有效市场中理性投资者优化股票池的信息分析需要强制性披露的信息。 [11] （P722 －723）因此，坚持监管的学者认为：（1）缺乏强制性披露的监管将会使发行人隐瞒或误导一些对投资决定有用的信息；（2）没有强制性披露的监管，承销成本与内幕人员的薪水及津贴将会过大；（3）没有强制性披露的监管措施，不利于在市场中建立 “公共信心”；（4）没有强制披露监管系统，无法保证在州法及私人自治组织层面确保发行人及参与人进行最佳的披露；（5）没有强制披露监管系统，无法保证民事或刑事诉讼的顺畅执行。[12]（P9）
无论对待证券监管的理论争议有多大，在实践中，防范市场主体私利性而引起的恶性竞争是政府保护市场公平、有序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从全球范围的监管实践来看，世界各国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态度并不在于要不要监管，而是着手于如何进行监管，特别是面临如何进行有效监管的问题。随着2008 年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市场主体的私利性及贪婪性而引发的道德风险、违约风险及欺诈风险会对市场规则产生冲击与破坏的预言已再一次得到证明。这些风险并不能依靠市场主体的自律约束或博弈制约而自动避免，市场的自私性与自利性需要借助更有效的外部力量进行约束与调整，这种外部的力量就是政府和/或自律组织的监管，因此，监管是证券市场必不可少的维护博弈秩序的外部手段。
（二）监管需求的满足：基于效果目标之上的制度选择
既然监管是必要的，那么在采取或实施监管过程中就面临着另一个选择：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必要、合理和有效的。制度本身是一种以 “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行动准则，即通过集体行为所要求的个人行为的实行、避免和克制来产生集体的 “安全”、“服从”、“自由”和 “公开”。[13]（P87 －89）进一步而言，如果说市场规则决定了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机会以及权利的话，那么制度就决定了一个人可以在什么样的规则下行使这样的机会和权利。制度是一种社会或组织的规则，这种规则帮助人们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形成合理的预期，并且社会从这种预期中对人际关系进行协调。[14]（P204）根据科斯定理，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节省私人交易的费用，减少交易者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成本，[15]（P1 －14）制度交易 （安排）可以被看作是提高生产效率、重新分配收入、重新配置经济机会和重新分配经济优势的最佳方式。[16]（P151）
因此，在 “选择权利就是选择利益”的背景下，利益集团间的讨价还价就成为监管过程和监管制度的一种普遍特征，[17]（P7 －8）由此引发我们在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选择与改革过程中必须关注到两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威胁。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已经从现有制度中获得利益，是变革的阻力，即使这种制度变革有助于整体社会 （大众）的利益，仍会遭到极大的阻力；第二个变量来自于以为机制变革会损害自己利益的庞大的弱势群体的威胁。通常情形下，我们认为弱势群体应该是支持改革的群体，但事实上，弱势群体可能由于知识、经验及力量的弱势，在面对制度变革的选择不具备影响力的情况下，只有以抗议、影响社会稳定等方式维持原有其已认知的制度方式，阻碍制度向更为有效的方面变革。这两种变量所存在的人群看似彼此地位极其悬殊，可是他们如果在反对市场体制的问题上结成联盟，就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促使政府对市场采取干预行动。而这种行动表面上打着改进市场缺陷的招牌，实际上却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18]（序 PXV － XVI）
以苏联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为例：虽然苏联在解体前也试图从经济制度上进行效率改革，但当苏联共产党高层试图明显地变革经济体制时，他们可能面临有强烈维持现状激励 （比如享有职位的隐性收入、权力控制）的官员们的反抗，进而遭受政治统治地位的威胁。因此，统治者既面临租金最大化，又面临诺思所强调的交易成本的约束……这样，改革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就被中止或弱化，那么也可能在中途被破坏、扭曲，或者最终转向。[19]（P87 －88）考虑到这些变量的影响，监管制度的选择面临三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情形是制度明确，给予市场主体预期明确，市场规律得到尊重，法律得到执行；第二种情形是制度本身明确，市场预期也明确，但因为市场主体对制度价值的不认可而产生实际执行的负面性；第三种情形是看似存在明确的制度而实际上制度本身无法让市场主体了解制度是如何运作或操作，也没有可被明确执行或遵从的标准，从而造成制度的 “形而上学”。
就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目标选择而言，只有那些制度清晰、预期明确、执行到位、保障有力的监管制度体系才是我们对证券市场实现有效监管所追求的目标。但这种理想化的监管制度不仅取决于我们对证券市场零和博弈性质的充分认识，还取决于下文中足以约束监管制度有效性的现实条件与制约因素。
关于印发《保险公司财会工作规范》的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保险公司财会工作规范》的通知
保监发〔2012〕8号
各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为加强保险公司财会工作管理，规范保险公司财会行为，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我会制定了《保险公司财会工作规范》。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保险公司财会工作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保险公司财会工作管理，规范保险公司财务行为，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保险公司和保险集团公司，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保监会有关规定分别设立的保险公司和保险集团公司。
第三条 保险公司应当加强财会工作管理，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业务规模、销售渠道和产品特征等情况，建立符合自身实际的财会工作管理机制和制度，有效降低管控风险，提高财务运行效率。
第四条 保险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对本公司财会工作合规性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第五条 保险集团公司对所属子公司财会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应当遵循《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第六条 中国保监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范对保险公司财会工作及财务负责人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管、评价。
第二章 机构和人员
第七条 保险公司应当设立单独的财会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会计核算和编制财务报告；
（二）负责资金管理；
（三）负责预算管理；
（四）负责税务管理、外汇管理；
（五）负责或者参与资产管理、负债管理、资本管理、有价单证管理；
（六）中国保监会规定、公司内部管理规定以及依法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保险公司原则上应当设立一个财会部门集中履行上述职责。设立多个部门履行上述（一）、（二）、（三）、（四）项财会工作职责或者将上述（一）、（二）、（三）、（四）项职能在有关部门之间进行调整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第八条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应当设立独立的财会部门。规模较小或实行集中化管理的保险公司省级以下分支机构，在满足财会管理需要和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可不再设置单独的财会部门。
第九条 保险公司应当配备与业务规模、管理模式、风险状况相适应的一定数量、具有专业资质的财会人员。
第十条 保险公司总公司财会部门应当配备熟悉保险责任准备金评估原理和实务的人员。
第十一条 保险公司总公司应当统一制定各级财会人员的管理制度，包括：岗位设置、岗位责任、任职条件、考核办法、轮岗制度、培训制度以及分支机构财会人员管理体制等。
第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当设置财务负责人职位。财务负责人行使《保险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资格管理规定》规定的职责、权限，直接对公司董事会和总经理负责。
第十三条 保险公司应当设置财会部门负责人职位。担任保险公司财会部门负责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二）从事会计工作5年以上或从事经济、金融工作10年以上；
（三）熟悉履行职责所需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在会计、财务、投资、精算或者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
（四）具有财会专业学士以上学位，或者国内外会计、财务、投资、精算等相关领域的合法专业资格，或者国内会计或者审计系列高级职称；
（五）具有在企事业单位或者国家机关担任领导或者管理职务的任职经历；
（六）能够熟练使用中文进行工作；
（七）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保险公司财会部门负责人：
（一）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3年；
（二）被金融监管部门取消、撤销任职资格，自被取消或者撤销任职资格之日起未逾5年；
（三）受到中国保监会和其它行政管理部门重大行政处罚未逾2年；
（四）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吊销执业资格的律师、注册会计师或者资产评估机构、验证机构等机构的专业人员，自被吊销执业资格之日起未逾5年；
（五）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保险公司任命财会部门负责人，应当在做出任职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会报告。需要指定临时财会部门负责人的，应当在做出任职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会报告。临时财会部门负责人的任职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
保险公司设立多个部门履行本规范第七条规定的财会工作职责的，应当就履行第（一）项职责的部门负责人任职资格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第十六条 保险公司向中国保监会报告财会部门负责人任职资格，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保险公司财会部门负责人履历表（附件）；
（二）保险公司的任职决定；
（三）财会部门负责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专业资格、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等有关证书的复印件；
（四）离任审计报告；
（五）中国保监会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没有进行离任审计的，由原任职单位做出未进行离任审计的说明。不能提供离任审计报告或者原任职单位说明材料的，由财会部门负责人做出书面说明。
第十七条 保险公司任命的财会部门负责人不符合有关规定的，中国保监会将责令公司改正。
第十八条 财会人员调动或离职，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规定与接替人员办理交接手续，并按规定监交。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规定属于离任审计范围的，应当进行离任审计。
第十九条 财会部门负责人调动或离职，应当将有关任免文件同时抄送中国保监会。
第二十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财会人员的培训制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财会人员参加后续教育，包括中国保监会组织或认可的培训。
第二十一条 保险公司应当实施分支机构财务经理委派制，各级分支机构财务经理的聘任、考核和薪酬应当由上级机构或者总公司统一管理。
第二十二条 保险公司总公司应当加强对分支机构财会部门和人员的指导、监督，定期进行检查，防范分支机构的财务风险。
第三章 会计核算和财务报告
第二十三条 保险公司应当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报告，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完整。
任何公司不得以虚假的经济业务事项或者资料进行会计核算。
第二十四条 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内部会计核算制度，对公司所有经济事项的会计处理进行规范。内部会计核算制度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计政策；
（二）会计估计；
（三）会计科目；
（四）账务处理；
（五）财务报告。
第二十五条 保险公司内部会计核算制度应当明确下列事项：
（一）保险责任准备金的计量单元、计量方法、计量假设等具体规则；
（二）重大保险风险测试的方法、标准、保单分组、样本选取等具体规则；
（三）分拆核算的收入、费用确认标准等具体规则。
第二十六条 除本规范第九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保险公司不得委托代理记账机构进行代理记账。
第二十七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业务、财务、精算、投资等数据的定期对账制度，确保基础数据的一致性。
第二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当明确各类金融资产分类的标准和流程，准确核算各类金融资产。
第二十九条 保险公司精算部门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计量财务报告准备金，对准备金的真实性、公允性负责。
保险公司财会部门编制财务报告时，应当对精算部门提供的责任准备金进行独立分析，重点关注各项责任准备金计量方法、计量假设的合规性以及责任准备金的偏差率、波动性，对发现的不符合准则要求和不合理的情况，应当与精算部门沟通或向公司管理层报告。
第三十条 保险公司委托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或者将资金进行托管时，会计核算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托管方应当明确各方在委托资产会计核算、单证交接、数据传输以及数据核对等方面的职责分工；
（二）主核算人应当按照委托方的会计核算制度进行会计核算。
第三十一条 保险公司会计核算采用集中模式的，应完善内部流程，加强对会计核算所依据的原始凭证的管理。采用远程传送影像技术的，应当加强对原始凭证影像、扫描件的审核，确保与原件相符，保证财务数据的真实性。
第三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建立健全财务报告编制、审批、报送的内控流程，明确财务报告、偿付能力报告、各项专题财务报告编制的流程和职责分工，确保各项财务报告真实、完整和及时报送。
第三十三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电子会计档案管理制度，明确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报告等电子会计档案的保管、备份、查阅等管理要求，保证电子会计档案安全、完整。
第三十四条 保险公司应当完整保存责任准备金计量和重大保险风险测试的文档记录及相关支持材料，作为重要会计档案保存。
第四章 资金管理
第三十五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财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密切配合的资金管理机制，健全资金筹措、归集、存放、划拨、支付等内部管理制度，确保资金安全。
第三十六条 保险公司总公司应当对银行账户进行统一管理，各级机构银行账户的开设、变更、撤销等相关事项应当报总公司审批或者备案。
保险公司总公司和分支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对银行账户管理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规定的账户类型和用途进行资金收付。
第三十七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专人专岗负责各类资金的划拨、清算，并不得与会计核算、投资交易、筹资交易等岗位兼职。
第三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当实行“收支两条线”，分支机构保费及其他收入上划总公司，费用及业务支出由总公司拨入。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健全保费及其他收入的定期或自动上划机制，加强对分支机构资金量的监控，提高资金归集速度和使用效率。
第三十九条 保险公司的佣金和手续费应当由总公司或省级分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等非现金方式集中支付，保险公司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佣金和手续费，省级以下分支机构不得支付佣金和手续费。
第四十条 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支付的赔付金和退保金原则上应当由总公司或省级分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等非现金方式集中收付，下列情况除外：
（一）保险公司在营业场所内进行收付；
（二）保险公司委托保险代理机构在保险代理机构营业场所内进行收付；
（三）保险公司在营业场所外通过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进行收付，依照保险合同单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
（四）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收付费方式。
第四十一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规范统一的收付费管理制度，明确规定收付费的管理流程、作业要求和岗位职责，防止侵占、挪用及违规支付等行为，确保资金安全。
第四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投资资金的划拨、清算等内控制度，确保投资决策、交易、资金划拨、清算的相互隔离。保险公司可以根据管控需要，建立资金内部或外部托管制度。
第四十三条 保险公司投资资金管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保险公司财会部门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当设立专人专岗负责投资资金划拨、清算，并不得与投资交易等岗位兼职；
（二）保险公司应当通过签订协议、定期检查等方式确保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对其自有资金和受托资金、对受托管理的不同委托人的投资资金分设账户，单独管理；
（三）保险公司内部、保险公司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保险公司与托管银行之间应当定期核对投资资金划拨金额；
（四）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四十四条 保险公司通过非金融支付机构划转、结算资金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非金融支付机构应当取得监管机构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
（二）在非金融支付机构留存的备付金不得超过公司总资产的1%。
上述非金融支付机构不包括经人民银行特别许可办理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非金融支付机构。
第四十五条 保险公司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大额和可疑交易鉴别、审批、报告的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
第五章 资产管理
第四十六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有效的资产管理制度和机制，确保公司各项金融资产、实物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的安全、完整。
第四十七条 保险公司应当加强投资资产管理，识别投资资产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集中度风险，确保公司偿付能力充足，满足流动性需求。
第四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当以偿付能力充足和流动性充足为条件，制定投资策略，安排投资资产结构。
保险公司应当根据偿付能力状况、流动性需求等因素，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和投资资产结构。
第四十九条 保险公司应当加强银行存款的管理。总资产在100亿元以上的寿险公司、总资产在20亿元以上的产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银行存款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在一家非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存款不得超过公司银行存款总额的20%；
（二）在非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存款不得超过公司银行存款总额的60%；
（三）中国保监会的其他规定。
第五十条 保险公司应当加强长期股权投资管理，建立长期股权投资决策机制和程序，定期分析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第五十一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和机制，加强对保单质押贷款、应收款项、应收分保准备金等债权资产的管理。
第五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当加强房地产资产的管理，严格区分自用房地产和投资性房地产，分别进行管理。
保险公司不得将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纳入自用房地产管理。保险公司不得将为提供劳务或者经营管理而持有的房地产纳入投资性房地产管理。
第五十三条 保险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和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之和占净资产的比重最高不得超过50％。
第五十四条 保险公司应当加强损余物资和理赔收回资产的管理，建立此类资产的收取、保管、处置、清查等内控流程。
第六章 负债管理
第五十五条 保险公司应建立健全责任准备金负债、金融负债、资本性负债等负债管理制度，并对制度运行情况定期进行检查评估，确保制度有效运行。
第五十六条 保险公司财务报告准备金负债计量由公司董事会负总责。准备金计量涉及的重大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应当经财务负责人和总精算师（或精算责任人）同意后，提交公司董事会或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
外资保险公司分公司由管理层对准备金计量工作负总责。
第五十七条 保险公司应制定财务报告准备金负债评估工作流程和内控体系，确保准备金提取真实、公允，有效防范准备金计量的随意性。准备金负债评估的工作流程和内控体系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第五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当根据重大保险风险测试结果，识别保险风险和投资风险，对通过重大保险风险测试的保险合同负债和未通过重大保险风险测试的投资合同负债区别管理。
保险公司应当制定重大保险风险测试的内控制度和流程，并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第五十九条 保险公司应当加强资产负债匹配管理，定期分析资产负债在利率、期限、币种等方面存在的匹配风险，合理安排资金支付赔款、保险金和退保金。
第六十条 保险公司应当加强对证券回购、拆入资金、银行借款等融资行为的管理，建立健全融资管理制度，监测防范融资风险。
第六十一条 保险公司证券回购融资余额不得超过公司债券资产余额的50%。
第六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当加强或有负债等表外负债的管理，定期监测和分析，及时防范、化解风险。
第六十三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健全次级债等资本性负债的管理制度，专户管理资本性负债融入资金，按时归还到期债务，防范和化解财务风险。
第七章 预算管理
第六十四条 保险公司应当实行预算管理，根据发展战略、经营规划、偿付能力等编制预算，确定科学、合理、明确的预算目标，促进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第六十五条 保险公司预算应当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保险公司应当定期向董事会报告预算执行情况。
第六十六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明确预算编制、审批、执行、分析、调整、考核等职责分工和操作流程，合理分配财务、实物及人力等各项资源。
第六十七条 保险公司应当以偿付能力充足为前提条件，编制收入、费用、利润、融资、投资、机构设立等各项预算。
第六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当编制资本预算，预计公司资本需求，安排资本补充，确保偿付能力充足。
第六十九条 保险公司应当按照险种、产品、销售渠道、费用性质等因素，编制各项费用预算。
第七十条 保险公司应当将预算作为预算期内组织、协调各项经营活动的基本依据，严格预算执行，控制费用支出和预算偏差，确保年度预算目标的实现。
第七十一条 保险公司应当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控、分析预算执行情况及执行差异，及时纠正预算执行中的问题，确保预算有效执行。
第八章 会计监督
第七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会计法》等相关法规要求，建立董事长（或总经理）负责，财会部门、内部审计部门、监事会职责分工明确的内部会计监督机制。
第七十三条 保险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应当保证财会部门、财会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得授意、指使、强令财会部门、财会人员违法办理会计事项。
第七十四条 保险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应当建立有效的内部审计制度，对本单位各项经营管理活动和财务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监督。
第七十五条 保险公司监事会应当履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责，依法监督公司财务活动。
第七十六条 保险公司各级财会部门和财会人员应当履行《会计法》赋予的职责和权力，对本单位经济业务事项是否符合财经法规以及各项收支的合规性进行监督。
第七十七条 保险公司财会人员发现公司存在下列行为的，应当予以制止和纠正。制止和纠正无效的，应及时向公司财务负责人、公司负责人直至上级机构和监管部门报告：
（一）保险责任准备金数据弄虚作假、不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二）私设“小金库”；
（三）总公司或分支机构负责人强制要求财会人员违反有关规定办理会计事项的；
（四）虚假承保、虚假批退、虚列费用、虚假理赔、虚假挂单等账实不符行为；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本规范的行为。
保险公司财会人员履行了上述制止、纠正和报告义务的，可以免除或减轻其行政责任。
第七十八条 保险公司业务部门对职责范围内的业务活动的真实性负责。业务部门存在虚构经济业务事项、提供虚假票据、未及时提供相关经济业务事项资料等情形，导致会计信息不真实、不完整的，应当依法追究业务部门和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九章 财务信息系统
第七十九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符合业务发展和管理需要的财务信息系统，制定财务信息系统的管理制度，规范财务信息系统的统筹规划、设计开发、运行维护、安全管理等事项，提高财务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第八十条 保险公司财务信息系统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满足日常会计核算需要，可生成各类财务报表，包括分红保险财务报表、交强险财务报表等；
（二）满足偿付能力评估需要，可生成各类偿付能力报表；
（三）满足财务分析需要；
（四）与单证系统、业务系统、再保系统、精算系统等对接，实现系统间数据自动交换；
（五）将预算管理、资金管理、资产管理、单证管理等内控流程内嵌于信息系统；
（六）总公司可实时查询、管理各级分支机构的财务数据；
（七）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八十一条 保险公司财务信息系统的开发和改造应当由总公司统一负责，各级分支机构不得随意开发和修改。
第八十二条 保险公司财务信息系统中的业务、财务数据应当在中国境内存储，并进行异地备份。
第八十三条 保险公司应当加强财务信息系统的账户管理和权限管理，明确分支机构和相关人员的权限和职责。
第八十四条 保险公司应当定期对财务信息系统的内设公式、逻辑关系、权限设置等进行检查，确保系统运行安全、数据准确。
第十章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
第八十五条 保险公司聘请或者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为其提供年度审计服务，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第八十六条 保险公司应当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和声誉进行评估，选择具有与自身业务规模、经营模式等相匹配的资源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年度审计服务。
第八十七条 保险公司新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应当于做出聘请决定的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会报告，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决议；
（二）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包括：业务开展情况、主要服务内容、主要客户等；
（三）公司项目主要负责人的简历；
（四）保监会规定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八十八条 保险公司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应当于做出解聘决定的10个工作日内向保监会报告，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公司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决议；
（二）公司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三）保监会规定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八十九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审计轮换制度。
国有及国有控股保险公司聘请、轮换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执行《财政部关于印发〈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招标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金〔2010〕169号）的规定。
其他保险公司至少每5年轮换一次签字注册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截至2012年12月31日，如果连续聘用同一会计师事务所的年限或者同一注册会计师连续签字的年限已经达到或者超过5年的，最长可延缓2年更换，但最长不得超过10年。
第九十条 中国保监会有权对保险公司进行抽查，复核保险公司报送的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有关报告。如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重大工作疏漏或失误等，将移交有关部门进行处理，并可要求保险公司终止对该会计师事务所的委托。
第十一章 集团化经营模式下的财会管理
第九十一条 本规范第二章到第十章的规定适用于保险集团公司。
第九十二条 保险集团的财会工作，应当切实防范财务和资金集中风险、内部传染风险等风险。
第九十三条 实行财务集中化管理的保险集团，其所属保险子公司可以将部分核算职能委托集团公司或其他关联公司代理记账。受托代理记账的机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代理记账许可证；
（二）注册地和住所地在中国境内；
（三）与委托方签有明确的委托代理记账协议。
受托代理记账机构的负责人应当符合本规范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并按照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第九十四条 保险集团公司可以通过内设部门，集中处理所属保险子公司的账务。负责集中核算的部门负责人，应当符合本规范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并按照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第九十五条 保险集团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应制定和执行统一的会计政策。如果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应当制定转换方法及审批流程。
第九十六条 对同一审计事项，集团内各公司原则上应当委托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第九十七条 保险集团应当在各子公司间建立资金的防火墙制度，不得将子公司资金混用或变相混用。
第九十八条 保险集团内各子公司的保险资金委托集团公司统一管理、投资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对各子公司的资金分设账户，单独管理；
（二）以各子公司的名义持有和交易投资资产。
第九十九条 保险集团内各公司之间相互融资、担保、租赁、销售产品、资产转让等关联交易应当符合有关监管法规，不得以集团内不同行业子公司之间关联交易的方式，逃避或变相逃避保险、银行和证券业务的监管；关联交易的定价应当公允，禁止违规转移利益；应当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及时报告和充分披露有关信息。
第一百条 保险集团公司应当建立长期资本规划，定期对集团和各子公司的偿付能力状况进行预测分析，及时补充资本，确保集团和各子公司偿付能力充足。
第十二章 附则
第一百零一条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参照本规范执行。
第一百零二条 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筹建的保险公司申请开业时，应当设有独立的财会部门，财会人员、财会制度、内控管理、财务信息系统等应当符合本规范和中国保监会相关规定。
第一百零三条 本规范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
第一百零四条 本规范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百零五条 《关于保险公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审计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1999〕235号）同时废止。
附件：保险公司财会部门负责人履历表
http://www.circ.gov.cn/Portals/0/attachments/2012/保监发8号附件.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