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在预防经济犯罪中的价值分析
孟琳
【摘要】死刑是以剥夺罪犯生命为内容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这一法律概念在理论上的称谓是生命刑，两者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互称。例如日本学者指出：死刑是剥夺受刑者的生命，永远消除其社会存在的刑罚，因为它使生命丧失，所以也称之为生命刑。生命一旦被剥夺即无可挽回。因此，我国现有刑事政策采取了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对于经济犯罪中的死刑规定尤为如此。然而，死刑的负价值和经济犯罪的负价值能否比较、能否相当，现行刑法对经济犯罪是否有适用死刑的必要？着名的刑罚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这促使我去研究，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这值得我们重新加以评析。
死刑是以剥夺罪犯生命为内容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这一法律概念在理论上的称谓是生命刑，两者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互称。例如日本学者指出：死刑是剥夺受刑者的生命，永远消除其社会存在的刑罚，因为它使生命丧失，所以也称之为生命刑。 生命一旦被剥夺即无可挽回。因此，我国现有刑事政策采取了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对于经济犯罪中的死刑规定尤为如此。然而，死刑的负价值和经济犯罪的负价值能否比较、能否相当，现行刑法对经济犯罪是否有适用死刑的必要？着名的刑罚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这促使我去研究，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这值得我们重新加以评析。
（一）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立法回顾与评价
我国刑法第43条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根据这一死刑适用条件，我国刑法分则仅在15个条文中规定了28种死刑罪名，所涉罪名集中于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犯罪和贪污罪，并且摒弃了将死刑作为绝对确定法定刑的作法，除故意杀人罪外，只是将死刑作为最后适用的制裁手段。这些规定较好地体现了保留死刑但又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也符合当今世界限制和废除死刑的国际潮流。
但是，刑法典颁布实施不到两年，面对日益猖獗的犯罪浪潮的冲击，我国开展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专项斗争，不久又将打击锋芒指向严重经济犯罪。为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81年起，不断通过制定单行刑法（条例、决定、补充规定），对刑法分则进行重大修改和补充，不但增设了许多新罪名，而且加重了对许多犯罪的处罚，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许多犯罪增设了死刑。据统计，自1981年6月至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4部单行刑法，其中规定有死刑的条文有37条，新增死刑罪名48个。这些新增死刑罪名，除军人违反职责罪外，主要集中在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如果将这些新增死刑罪名和刑法典规定的死刑罪名相加，我国现行刑法实际挂有死刑的罪名多达76个，近乎占现行刑法全部罪名的三分之一。较之刑法典仅在15个条文规定28种死刑罪名。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刑法如此规定是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当我们再次审视经济犯罪死刑的适用时，我们会发现它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性。
（二）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中适用死刑的评析
从我们所界定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来看，现行刑法对上述十三种经济犯罪的最高刑均规定了死刑，而死刑所剥夺的生命权是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利，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当优先于社会权益的保护，特别是个人的生命权更应当置于优先位置，无论是经济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还是公共职务的廉洁性都不能优于个人的生命权利，它们在和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不具有等价性，且犯罪行为所直接侵犯的客体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或一定经济制度，而非人身权或国家安全等其它客体。如果对经济犯罪科以死刑，有贬低人的生命价值之嫌。基于以下理由：
1.从刑罚的作用看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分析
（1）从罪行均衡原则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即刑罚一方面要与罪行（由犯罪的主客观事实决定）相适应，另一方面要与刑事责任（由犯罪的主客观事实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决定）相适应。也就是说，刑罚既要与犯罪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另一方面要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前一相适应是报应刑的要求，后一相适应是目的刑的要求这就是罪行均衡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体现。这一原则要求刑罚的配置必须符合正当性。即要求刑法所剥夺的犯罪人的权益与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权益大致相当。因此，死刑只有适用于所侵犯的权益与死刑所剥夺的权益相似的犯罪才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 邱兴隆教授也提出：“中国刑法应将死刑的适用范围限于所侵犯的权益的价值不低于人的生命价值的犯罪的范围内。具体地说，中国现行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应该缩减到只限于有致死的结果的暴力犯罪、具有直接导致国家分裂或颠覆的现实危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导致战役失败的严重军事犯罪的范围之内。除此以外的死刑都应废除。”
（2）从功利主义立场分析
功利主义认为对罪犯适用刑罚的着眼点不应是罪犯过去的行为，而应是预防未来犯罪的需要。例如贝卡利亚主张，保护既存的公共利益的需要就是对罪犯适用刑罚的正当根据，国家预防既存公共利益免遭未来犯罪侵害所需要的量，就是适用刑罚的合理限度。这就是说在刑罚上坚持尽可能以“最低的代价”来预防犯罪。经济型犯罪的犯罪意图是获取财产。因此，由经济犯罪的特征所决定，对之适用死刑难以实现刑罚的功利目标。
（3）从刑罚的谦抑思想分析
刑罚的谦抑性，可以概括为为两方面属性——刑罚的必要性和经济性。刑罚的必要性是指，刑罚作为预防犯罪的阶段，和其他社会调控手段相比是处于消极地位。只有在道德、行政、或经济等手段都不能有效的防止犯罪时，才不得已用之；刑罚的经济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根据这一思想，在目前存在多元化的责任方法体系中，刑罚只具有“最后”的价值意义。 理性的立法者首先应考虑的是用刑罚以外的手段（如民事的，行政的）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刑法是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只有当其它手段不能保护法益时，才适用刑法保护。 目前我国的经济犯罪主要是由于不完善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法律监督体制引起的。因此，与其对此类犯罪主体处以死刑，不如加大力度完善经济政治体制和法律监督体制。
（4）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经济分析
从提出这一论据的学者指出：一个国家的死刑成本必须大于或等于这个国家从死刑中所获得的收入。这时才能体现这个国家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当一个国家死刑成本的投入小于这个国家从死刑中获得的收益时，意味着这个国家对民众赋予国家的刑罚权的滥用。例如在美国，判处一个死刑罪犯政府平均要花费500万美元。从开始起诉到最后判决，平均是10年。 在我国，这种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对经济犯罪死刑适用的不足。
（5）从人道主义分析
刑罚的人道性产生于刑罚与法律价值之一的个人自由的实现关系之中，作为法律价值的个人自由是广义上的个人权利实现的自由，刑罚不能剥夺人最基本的权利，由此死刑不具有人道性。“我们手中操宰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我们经常都被迫需要对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行使权力。财产、自由乃至生命是我们要求行为人为其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我们不仅要扪心自问，许许多多性质模糊、结论两可甚至多可的案件经过专家学者门许许多多的争论仍无法求取共识，我们又是凭什么一锤定音而对之生杀予夺呢？细细想来良心上会不寒而栗！” 陈兴良教授曾指出，从应然性上来说，我们应当提出死刑废止的问题，并大力加以弘扬。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一名刑法学者，我们应当进行死刑废止论的启蒙。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人道主义已经不允许通过残酷的刑法去追求刑罚的威慑效果，否则就是不正当的
2.从实践角度看经济犯罪中的死刑刑罚
（1）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遏制作用不强
我国从1979 年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大幅度、高速度地增设死刑是重刑主义、死刑万能思想的体现，而以死刑为手段的重刑化立法，虽然在短期内可以遏制犯罪，但最终必然削弱其遏制力。近十余年来，尽管死刑立法一直在增加，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贪污贿赂罪等各类经济犯罪的案发率始终高居不下，新型经济犯罪不断出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不断发生，涉案数额也不断增大。各类经济犯罪案件不但没有明显下降，反而在总体上有所上升，这种刑罚量与犯罪量同步增长的“两高”局面，就足以证明死刑在预防经济犯罪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设置死刑并没有实现我国遏制经济犯罪的初衷。
（2）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死刑的发展趋势及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精神。
从外国刑法的规定来看，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已有11个国家在法律或事实上废除死刑，保留死刑的国家一般都把刑法中的死刑条款限定于危害国家安全和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经济犯罪实行死刑的国家。 那些废除死刑的国家经济犯罪并不比我国突出。且在起初废除死刑的时候，犯罪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银川市餐厨垃圾处置和管理办法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人民政府
银川市餐厨垃圾处置和管理办法
第25号
《银川市餐厨垃圾处置和管理办法》业经银川市人民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07年8月31日起施行。
银川市市长：
二ＯＯ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银川市餐厨垃圾处置和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了加强餐厨垃圾的处置和管理，维护城市市容环境整洁，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银川市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市辖区内餐厨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置及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餐厨垃圾，是指除居民日常生活以外的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废弃食用油脂。
前款所称厨余垃圾，是指食物残余和食品加工废料；前款所称废弃食用油脂，是指不可再食用的动植物油脂和各类油水混合物。
第四条市城市管理行政部门是本市餐厨垃圾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其下设的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负责本市餐厨垃圾的管理；辖区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具体负责本辖区内餐厨垃圾的日常管理工作。
卫生、环保、工商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五条餐厨垃圾由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通过招标的方式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统一收运、处置。
经确定的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单位应当与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协议。
第六条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当于每年年底向所在辖区城市管理行政部门申报本单位下一年度预计产生餐厨垃圾的种类和数量。
第七条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当设置密闭的餐厨垃圾收集容器、安装油水分离器或者隔油池等污染防治设施。
餐厨垃圾与非餐厨垃圾应当分开收集；餐厨垃圾中的厨余垃圾和废弃食用油脂应当分别单独收集。
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当保持餐厨垃圾收集容器和油水分离器、隔油池等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使用。
第八条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单位在收集、运输活动中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及时清运，做到日产日清；
（二）对运输车辆采取封闭、遮盖措施，在运输过程中不得滴漏、撒落；
（三）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路线作业；
第九条 餐厨垃圾应当实施无害化处置，并维护处置场所周围的市容环境卫生。
餐厨垃圾处置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在处置过程中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
第十条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单位应当建立收集、运输、处置记录台帐，于每季度末向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申报上季度收运、处置的餐厨垃圾的来源、种类、数量、处置等情况。
第十一条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过程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将废弃食用油脂加工后作为食用油经营使用或者销售；
（二）擅自从事餐厨垃圾收运、处置；
（三）将餐厨垃圾提供给本办法第五条规定以外的单位、个人收集、运输或处置；
（四）将餐厨垃圾排入城市下水管网；
（五）将餐厨垃圾混入其他生活垃圾收运、处置；
（六）将餐厨垃圾裸露存放。
第十二条市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投诉举报制度，接受群众对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活动的投诉和举报。受理投诉或举报后，市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应当及时组织调查、处理，并在15日内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或者举报人。
第十三条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应当加强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和收运、处置单位的监督检查，并建立相应的监管档案。
对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单位违反餐厨垃圾收运、处置规定的行为，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累计记分制度。对累计记分达到规定分值的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单位，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可以解除与其签订的收运、处置协议。被解除协议的单位3年内不得参加本市餐厨垃圾收运、处置的招标。
具体的记分办法，由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制定。
第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行政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餐厨垃圾产生单位未于每年年底向所在辖区城市管理行政部门申报本单位下一年度预计产生餐厨垃圾的种类和数量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的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餐厨垃圾产生单位未将餐厨垃圾与非餐厨垃圾分开收集或者未将餐厨垃圾中的厨余垃圾和废弃食用油脂分别单独收集的，责令改正，可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三）项规定，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单位不按照规定及时清运餐厨垃圾或不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路线作业的，责令改正，处500元的罚款；
（四）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二）项规定，运输餐厨垃圾的车辆未封闭、遮盖或者封闭、遮盖不严，造成滴漏、撒落的，处200元的罚款；
（五）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单位未建立收运、处置台帐或未如实申报收运、处置情况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的罚款；
（六）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三）项规定，擅自从事餐厨垃圾收运、处置或将餐厨垃圾提供给本办法第五条规定以外的单位、个人收集、运输或者处置的，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200元的罚款；
（七）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四）、（五）项规定，将餐厨垃圾排入城市下水管网或者将餐厨垃圾混入其他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的，处200元的罚款；
（八）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规定，将餐厨垃圾裸露存放的，责令改正，可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将废弃食用油脂加工后作为食用油经营使用或者销售的，由卫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六条 城市管理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本办法自2007年8月3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