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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如水”理念下的被害人正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之本土建构

蔡鸿铭

论文提要：
在犯罪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以前，古典刑法主要规定的是刑罚，即死刑、自由刑、财产刑。古典刑法认为惩罚了犯罪人社会就公正，就恢复正义了。但国家把解决犯罪的权力垄断以后，实际上把被害人的权利给忽视了。从社会效果的角度考虑，解决犯罪问题，既要解决好对犯罪人课以刑罚、教育犯罪人的问题，又要解决好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即实现对被害人的正义问题。刑事司法中要做到刚柔并济：对犯罪的打击“执法如山”，决不手软；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执法如水”，彰显司法的人文关怀。
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重视程度已经大为提升，相比之下，对被害人权利保障日显不足。被害人被犯罪侵犯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全面、真正、有效的保护，尤其是对因遭受犯罪侵害而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从加害方得到损害赔偿，由于国家补偿制度缺失，导致被害人生存或正常生活出现危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因此，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方法之一。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对被害人而言是一种恢复性的刑事保护制度，对充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其对于实现刑事法律价值，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提高惩治和预防犯罪效能，亦具有积极的意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执法如水”理念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体现，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在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如何在我国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全文共7821字。
以下正文：

如果强盗不能捕到，被劫者应于神前发誓，指明其所有失物，则盗窃发生地点或其周围之公社及长老，应赔偿其所失之物。
倘生命被害时，公社与长老应赔偿其亲族银一名那。
——《汉莫拉比法典》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又称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指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属，对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损失，如果不能从犯罪侵害人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赔偿时，有权请求国家予以补偿，并由国家以发放补偿基金的方式给予赔偿的法律制度。
刑事被害人如果不能从犯罪人处获得经济赔偿时，其面对公平与正义的法律和严酷而悲哀的现实，会对刑事司法失去信赖，“有损害就有赔偿”的法彦在此显得黯然失色。此时，国家就应当有义务在经济上帮助被害人，使被害人因遭受犯罪而受到损害的身心得以慰藉。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几十个国家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实现刑事法律的价值，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提高惩治和预防犯罪效能，完善刑事司法制度以及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远大目标，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鉴于我国所拥有的庞大被害人群体及其从犯罪人和其他渠道获得赔偿极不充分的实际，从防止其在应享受的公平正义得不到实现而有可能对社会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的需要出发，我国急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测算，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全球犯罪率已达每10万人3000起。而在发达国家中，欧盟国家为每10万人6500起，北美洲国家为每10万人6100起。 我国犯罪的总数和犯罪率自1980年以来一直呈大幅度上升趋势，2006年才有所稳定。200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近465万起，比上一年下降一成以上。 2006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211.5万起，同比又减少近一成。 巨大的犯罪数量背后是巨大的被害人群体，与该群体切身利益最为相关的权利有两项：一是使犯罪人受到相应的惩罚；二是使他们因犯罪而遭受的损失得到补偿。第一项权利已经由国家通过公诉机关来追诉，而第二项权利多由被害人自己去争取。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这一权利难以实现，或者因为犯罪人没有抓到 ，或者因为犯罪人没有相应的赔偿能力。在这样一种法律和社会背景之下，一些国家制定了国家对刑事被害人予以补偿的制度。这一制度在部分国家实施之后，由于其符合法律所秉持的匡扶正义的本性，很快为许多国家所采用。目前，大多数国家以及我国的部分特殊法律区域，如香港和台湾，都制定了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的情况下，我国对这个问题就不能再回避了。
从刑事司法实践来看，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损失，获得赔偿或补偿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犯罪人进行赔偿；二是通过政府协调，由政府或有关单位进行补偿。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犯罪人无力赔偿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就会落空。由政府或有关单位进行补偿，由于目前不为法律调整，缺乏规范性。因此，为充分实现对被害人的正义和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尽快将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法律化、制度化。
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最早起源于3600多年前的《汉莫拉比法典》，《汉莫拉比法典》规定“如果强盗不能捕到，被劫者应于神前发誓，指明其所有失物，则盗窃发生地点或其周围之公社及长老，应赔偿其所失之物。”“倘生命被害时，公社与长老应赔偿其亲族银一名那。”
滥觞于《汉莫拉比法典》的这一制度，在沉睡了几千年后，于20世纪60年代又被重新启用。二战之后，英国女性刑法改革运动家M.弗莱提倡建立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以此为契机，新西兰在1963年建立了刑事损害补偿法庭，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的国家，并于次年设立了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Criminalinjury Compensation）。之后，北美的加拿大（1968年），美国大部分州，其他欧洲国家如奥地利（1972年）、荷兰（1975年）、德国（1976年）、法国（1971年）、爱尔兰、瑞典、芬兰、丹麦、挪威均设立被害人补偿制度。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国家，于1980年5月1日制定了《犯罪被害人等给付金支给法》，并于1981年1月1日实施。可见，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障、由国家给予刑事被害人补偿，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项共识。
在许多国家立法的基础上，联合国大会于1985年11月29日决议通过《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以联合国文书的形式集中规定了保障罪行被害者的基本原则。为使不能从加害人或应当负责人那里取得赔偿或不能得到充分赔偿的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弥补，宣言规定了由国家补偿被害人的原则。 为使符合条件的被害人能够得到补偿，《宣言》提出了设立专门基金的办法。 根据这一原则，补偿被害人，已不单是国家的责任，而是国际社会的一种义务。在这方面，宣言规定的原则，与各国立法相比，已使被害人补偿制度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诠释
国家补偿刑事被害人这样一种制度早在远古时期就产生了，但是在国家实行公诉制度之后就逐渐退出了法律舞台，而到20世纪又复活了。它之所以消失了数千年而到上世纪再度复活，说这一制度无疑具有它内在的合理性。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如下四种学说。
（一）国家责任说
国家责任说认为，国家对其国民负有防止犯罪发生的责任。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镇压犯罪和惩罚犯罪的权力，一般不允许公民携带武器防备犯罪攻击，因此国家应当负责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如果国家不胜任，疏忽大意或根本就不能防范犯罪，国家又不允许实施私刑，那么当被害人不能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时，国家自然应对其损失给予补偿。
（二）社会保险说
社会保险说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附加的社会保险。各种社会保险的目的都是使人们能够应付威胁其生活稳定或安全的意外事故。犯罪是任何社会无法避免的一种灾祸，因此，犯罪侵害应视为社会保险帮助解决的意外事故之一。被害人是由于某种机会而被害的不幸者，当其不能从其他的渠道获得足够的赔偿的情况下，由国家予以补偿，不致使被害人被迫独自承担犯罪这一意外事故带给他的损失。
（三）社会福利说
社会福利说认为，从社会来看，要通过社会政策来改善和关心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这是整个社会的一种责任，因此，如果某个社会成员因犯罪之被害而致残、死亡或贫困，无人供养时，社会应给予其适当的救助或援助。依据这种学说，社会应当给予被害人补偿，这是社会增进人民福利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公共援助说
公共援助说主张，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对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的公共援助，国家负有对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进行援助的道义责任。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后，由于身体受到损害或财产受到损失，实际上也变成了一种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出于人道考虑，国家也应通过补偿的形式对其予以援助。但是，因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而不是一种法律责任，所以只允许对补偿规定条件和设置限额。
笔者认为，社会保险说有欠妥当。与其将补偿视为国家对被害人的一种附加保险，倒不如设立一“被害保险”的险种，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被害人的全部损失。而以国家责任说为主兼采社会福利说和公共援助说作为我国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较为适合。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公民与国家缔结的“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寻求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 洛克说：“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这方面，自然状态有许多缺陷。” 因此，根据“契约”，当国家不能履行义务时，犯罪被害人有权要求国家对他们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损失负责。
另外，在古代社会，由于国家的权力尚不发达，缺乏政治力量来维持公正，私人自行寻求赔偿就是唯一的寻求赔偿的方式。法律机构发达之后，国家开始限制私力救济，进而垄断司法。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国家取得惩罚犯罪的权利，也就意味着必须承担起被害人赔偿的责任。 加罗法洛指出“文明社会中的犯罪现象比在野蛮部落和原始人群中更可悲。被害者更强烈地激起我们的同情，因为他们依靠法律保护，习惯对个人差异进行和平调整。总之，我们生活在文明社会中便忽略了对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的保护，如果在一种不文明的环境下，他们肯定会谨慎从事的。杀人、强奸、抢劫等犯罪形式至今仍然继续存在，是当代文明的耻辱。”
国家对受害人的补偿是国家的一种责任。首先，国家有责任充当实体权利、程序权利的“平衡器”。随着刑事法律国际化的进程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刑事诉讼法也从单纯的追求保护被告人的权利，转向了追求诉讼过程中的被告人、被害人的权利均衡 。其次，国家有责任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国家对被告人处以刑罚，是因为被告人对国家承担的责任。由于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镇压犯罪和惩罚犯罪的权力，一般不允许公民个人私用刑罚，因此国家就应当负责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被害人有权要求国家对他们因受到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损失负责 。最后，一部分罪犯之所以成为罪犯，国家也有一定的责任。正如部分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主张的那样，“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通过制造无休止的导致贪禁、绝望和暴力产生的竞争、贫穷、歧视、失业和不安而制造了犯罪，因此，社会应当通过政府向犯罪被害人进行补偿，以体现社会公平。
四、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意义
（一）历史发展的必然
纵观历史，随着社会形态和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在不断演变，经历了一个由高至低、再由低至高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将这一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作为刑罚执行者的被害人，作为犯罪起诉者的被害人，逐渐被遗忘的被害人，再度引起重视的被害人 。在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犯罪人比被害人备受重视和保护之后，人们开始了对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予以广泛关注。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已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与世界的接轨也将成为必然，外国的被害人保护立法也会为我国立法提供有益经验。在被害人保护方面，我国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和需要不断改善的地方，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就是当前要务之一。
（二）人权保障的体现
由于在强大的国家公权力面前，任何个体都显得那么渺小、无助，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曾一度被强大的国家机器碾碎，为防止国家公权的侵害，于是矫枉过正，许多的关注焦点对准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则处于被遗忘的角落，由于司法的关怀不够，其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又在追诉犯罪的过程中再次受到伤害，成为司法制度的受害者。因此，人权保障不应该只关注被追诉的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同样要关心无辜的被害人的人权，尽最大可能恢复其所受到的伤害更是法律的责任。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该成为保障被害人人权的制度，是对损害赔偿制度未能起作用的部分进行补充的制度。
（三）有利于社会正义的实现
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并非现代法治国家的最终目的。只有实现以社会正义为内容的社会秩序稳定才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最高目标 。当我们强调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时候，切不可忽视实现社会正义这一基本内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一项治国方略写进我国的宪法中，我们要实现的社会稳定，是在确保每个公民都能够平等地享有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当然也应包括在无辜遭受到犯罪侵害而未能从罪犯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赔偿或补偿的权利。出于社会正义的考虑，减轻被害人的痛苦和损失是社会应负的人道主义责任，社会帮助无端被犯罪侵害的人是正义的要求。同时，由于刑事被害人的合理要求和愿望得到满足，对司法制度产生信任，才会避免引起他们对犯罪及社会的极大不满意及由此产生的报复情绪，从而有利于通过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来最终实现社会正义。
（四）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犯罪发生之后，犯罪人、公诉人和被害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和矛盾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在处理犯罪问题时，必须妥善处理三者之间的利益和矛盾。而且，考虑到我国被害人群体的巨大以及被害人转化为犯罪人的潜在可能性，这些利益和矛盾还可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害人学的研究结论已经证实，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角色是可以转化的。今天的被害人，如果其权益没有被政府和社会很好地加以保障，便很可能成为明天的犯罪人。而解决好其经济利益，是使其自身权益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当犯罪人不能赔偿被害人时，国家应当承担补偿他们经济损失的责任，以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
（五）完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的迫切需要
现代刑事法律制度，从纵向来划分，应当包括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四个环节；从横向来划分，应当包括犯罪人、公诉人和被害人三个侧面。但是，若审视相关的立法，就会明显感觉到无论是从纵向还是从横向看，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对于被害人关注的都显然不够。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凸现被害人权利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国际社会对被害人权利认识的深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值得一提的事，欧洲已于1983年制定《欧洲补偿暴力犯罪被害人公约》，对补偿的对象和条件等相关内容作出了规定。截至2006年8月23日，欧洲已有29个国家签署了公约，20个国家批准了公约，其中不少是发展中国家，如土耳其、乌克兰、罗马尼亚、捷克、立陶宛等。在这种国际背景之下，我国应当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进一步完善关于被害人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与正义的最高价值。
（六）有利于实现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均衡
“版面费”与单位受贿罪

刘长秋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摘 要：版面费是一种学术腐败现象。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单位受贿的行为。我国刑法应当以其关于单位受贿罪的规定为依据，介入对学术期刊版面费问题的规制与打击。
关键词：版面费；学术腐败；单位受贿罪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版面费一般指某些学术期刊在决定刊用作者的文章后而由其编辑部向作者收取的现金费用。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所导致的国人对金钱与利益的越发崇尚，国内已有越来越多的学术刊物加入了收费者的行列。这使得版面费问题在我国国内愈演愈烈，从某种角度来讲，甚至已经严重危及到了我国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笔者以为，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已经不单但是一种不道德学术腐败行为，而更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这种行为在特征上完全符合我国刑法关于单位受贿罪的规定。为此，刑法应当以其对单位受贿罪的规定为依据，介入对这种行为的规范和打击。本文拟就此浅发拙见！
一、单位受贿罪的概念与特征
单位受贿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行为。[1] 单位受贿罪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一）主体特征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七第一款之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据此，在犯罪的主体方面，单位受贿罪的法定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等这类具有一定公务职责的单位，具体包括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
（二）客体特征
单位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活动的廉洁性与公正性。我国法律对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职责与行为有着严格的规定，对其公务行为有着严格的廉洁性与公正要求。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背职责要求，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违反了法律对其职务廉洁性与公正性的要求，是一种滥用职权的渎职行为，是对其职责廉洁性与公正性的严重侵犯与玷污。
（三）行为特征
在客观方面，单位受贿罪表现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利用自己的职责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且情节严重的行为。这里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单位实施了向他人索要取、收受财物的行为，行为的实施是单位受贿罪客观方面的第一要求，没有行为的实施就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其二，单位的受贿行为必须能够给他人带来利益；其三，单位向他人索要取、收受财物的行为必须是一种非法行为，行为的非法性是单位受贿罪在行为方面的一个基本特征；其四，单位利用自己的职责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须具有严重的情节，单位利用自己的职责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一般行为也不构成受贿罪。
此外，所谓利用职责便利，就是指利用国家所赋予的职权，在本单位职责范围之内，亦即在本单位主管、负责或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与责任的范围之内。所谓索取他人财物，是指上述单位以明示或暗示的要挟方法主动向他人索取一定财物的行为。这种要挟应当是以其职务活动与对方的利害关系为由的，且要挟的程度通常表现为对财物的一种要求而非强索。所谓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则是指单位违反规定，消极或被动地接受他人贿赂，并利用职责之便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至于单位为他人谋取的是非法利益还是正当利益，客观上都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所谓情节严重，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9月16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之规定，涉嫌下列情节的才属于情节严重：（1）单位受贿在10万元以上的；（2）单位受贿不满10万元，但是有下列情节之一的：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强行索取财物的；致使国家或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四）主观特征
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集体罪过和整体犯意上的直接故意。故意的内容是受单位决策机关指派的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单位的集体意志，为了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心理状态。
二、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应构成单位受贿罪
根据以上我们对单位受贿罪特征的逐项分析，我们认为，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完全符合单位受贿罪的各项构成要件特征，应当构成单位受贿罪。具体而言：
（一）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符合单位受贿罪的主体特征
单位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目前我国现行的学术体制下，学术期刊多为公办的期刊，即属于依法享受国家财政拨款和补贴的期刊，而学术期刊的主办者则或者是某些国家机关，或者是某些事业单位（如各高校、科研院所等），或者是某些人民团体（如各地法学会、经济学会及其他各类研究会等），基本都在单位受贿罪的主体范围之内（当然，某些运营学术刊物的私人院校或科研机构应当被排除在单位受贿罪的主体范围之外）。而学术期刊编辑部作为上述单位的分支机构，也都具有行政编制或事业编制。因此，从主体方面来说，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的主体完全符合单位受贿罪的主体特征。
（二）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符合单位受贿罪的客体特征
学术期刊作为一种公共学术资源，具有公益性的特征。它应当是向全社会平等开放的，其约稿、用稿的标准应当公正，而期刊编辑部在约稿、用稿方面也应当保持廉洁性，不能索取或收受他人的贿赂，违背取稿、用稿的原则。我国《著作权法》及《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都规定了“使用他人作品有依照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付酬标准或依照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约定支付稿酬”之义务，这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学术期刊编辑部向作者收取版面费，以维护学术公正，保持学术期刊在约稿与用稿方面的廉洁性。而学术期刊收取作者版面费而为其发表论文的行为则完全以金钱作为取稿、发稿的标准，以剥削作者而塞满自己的腰包为目的，严重背离了学术期刊的公益性，也侵犯了学术期刊主办者职务活动的公正性与廉洁性。
（三）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符合单位受贿罪在行为方面的特征
首先，学术期刊客观上实施了向作者索取、收受财物的行为，即向作者所要版面费。对此，有同志认为：“从版面费自身形成的构件和程序看，版面费是两方的自觉自愿的合约行为，是两个巴掌拍出的响，无违法违纪可言。”[2] 但事实上，版面费的收取是学术期刊的编辑部在利用掌管版面的权力寻租，[3] “刊物面朝作者开，有文无钱莫进来”，[4] 是编辑部在滥用自己的职权，而并不是所谓的“两方的自觉自愿的合约行为”。其实质是一种要挟，因为如果作者不交版面费，其论文就得不到发表。这与行贿者如果不给受贿者一定的财物就无法实现其利益是一个道理。
其次，学术期刊向作者索取、收受金钱而为其发论文的行为能够给作者带来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完全符合受贿罪及单位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利益要件。（1）就版面费能够给作者带来现实的利益来说。由于在当前我国的学术体制下，作者发表学术论文直接关系着其学位的获取或职称的评定，甚至还关系着其奖金的多少，因此，学术期刊收取作者一定版面费而为其发表文章的行为客观上要么可以帮助作者顺利拿到学位，要么可以帮助作者获得职称以及职称背后所隐含的经济利益，要么可以帮助作者获得科研奖励。而这些无疑都毫无争议地属于受贿罪中所要求的利益。（2）就符合单位受贿罪的利益要件来说。当前，在刑法理论界存在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的争论。客观要件说认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行为主体（包括单位和自然人两种主体）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应当以其客观上是否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构成要件；而主观要件说则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属于受贿罪的主观要件，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为他人谋利益的意图，即构成受贿罪。而“从刑法解释的角度来讲，客观要件说属于文理解释，而主观要件说则属于论理解释。在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相冲突的情况下，应当取论理解释之结论。”[5] 据此，只要单位主观上具有为他人（行贿者）谋利益的意图，就构成单位受贿罪。而学术期刊编辑部或学术期刊的主办者之所以会向作者版面费，就是利用了其编辑权、出版权以及作者急于利用论文去获取其急切希望得到的各种不同利益的强烈愿望。这说明，学术期刊编辑部或学术期刊的主办者主观上具有利用其职责便利为作者谋取利益的意图。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符合单位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利益构成要件。（3）在谋取利益的范围上，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而为作者所谋取的利益也符合单位受贿罪的客观上所要求的利益范围。因为司法实践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利益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既有合法的、正当的利益，也有非法的、不正当的利益；既有物质利益，也有非物质利益。[6] 而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而为作者所谋取的利益，无论是作为现实物质利益的经济利益（如科研奖金），还是作为长远利益的非物质利益（如职称、学位），都显然属于合法、正当的利益，这些利益都在单位受贿罪所应当包括的利益范围之内。
再次，学术期刊向作者索取、收受财物的行为属于非法行为。当前，无论是我国的《著作权法》，还是国家版权局制定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抑或是国家其他现行的法律法规，都没有规定学术期刊有权向作者收取版面费，反而规定了其用稿必须依据法律规定或约定支付稿酬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期刊向作者索取、收受财物的行为显然是一种置法律规定的义务于不顾的非法行为。
此外，学术期刊编辑部向作者索取、收受财物的行为具有严重的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9月16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关于“情节严重”的解释：单位受贿在10万元以上就可以构成单位受贿罪。而就学术期刊索取、收受的财物的总数额来看，学术期刊向作者索取、收受的版面费通常每面都不会低于5万元，多得甚至还可以达到数十万元。由此推算，一家收费期刊收受十万版面费的数额的时间最多只需要两年，而很多学术期刊则在年复一年的收取版面费，不仅敛财数额巨大，而且还制造了大量科研虚假成果和学术泡沫，加促了国内学术界的腐败，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就此而言，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情节也达到了我国刑法规定的严重程度。
（四）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符合单位受贿罪的主观特征
此外，就主观方面来说，无论是对于学术期刊主办者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与人民团体来说，还是就具体承担学术期刊编辑和发行工作的编辑部来说，其主观上都具有利用自身职责而索取、非法收受作者财物的直接故意以及因此而为作者谋利益的间接故意；换言之，在向作者收取版面费而为其刊发论文这一点上，作为学术期刊主办者、编辑者或发行者的单位具有集体罪过和整体犯意上的直接故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完全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特征，是一种典型的单位受贿行为。版面费作为一种学术腐败现象，是学术界的“毒瘤”，[7] 其存在与蔓延不但会加重我国学术界拿学位、评职称的论文“泛数字化”现象，污染学术风气，危害我国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还会促生经济犯罪。例如，在我国福建就曾发生过假冒教育类刊物的名义，为欲评职称各类教师有偿发表文章的经济诈骗案件。[8] 有鉴于此，我国刑法应当以其对单位受贿罪的规定为依据，介入对版面费的规制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