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问题研究
孟琳
摘要
在我国，经济犯罪是伴随着市场经济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犯罪。我国刑法对于此类犯罪规定适用的最高刑罚为死刑。在如今全世界废除死刑呼声高涨的今天，国内刑法学界对于此类以公共财产为侵犯对象的犯罪，死刑是否正当，是废除还是存置已受到质疑。笔者在对这些观点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总结比较上笔者认为应当予以废除经济犯罪中死刑的适用。并在此基础上对构建我国经济犯罪刑罚体系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对我国刑罚体系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字 经济犯罪； 死刑； 废除； 刑罚体系
一、经济犯罪的界定
经济犯罪一词,当前正频繁地在我国司法实践和理论界使用,甚至有时还出现在立法机关的正式文件中。但目前都还尚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内涵式概念，而只是一个学理概念。对它的本质属性也一直是众说纷纭。97年刑法典修订以后，我国学者对经济犯罪的认识相对集中一些。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是据内涵和外延对经济犯罪所作的界定。该学说把经济犯罪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种：
一是最广义的经济犯罪概念，也称大经济犯罪概念，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犯罪是指违反国家工业、农业、财政、金融、税收、价格、海关、工商、森林、水产、矿山等经济管理法规，或者盗窃、侵吞、哄抢、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和公民的合法财物，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经济建设，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害，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按照这种观点，经济犯罪应当包括以下三类：（1）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2）侵犯财产罪；（3）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其他犯罪。
二是广义的经济犯罪概念，也称中经济犯罪概念，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犯罪活动或表现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的行为，或表现为利用职权牟取暴利的行为。总之，经济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按照这种观点，经济犯罪主要包括两大类：（1）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2）侵犯财产罪。此外，分则其他章规定的某些侵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犯罪，如制造、贩卖假药罪、贩毒罪、贿赂罪亦属之。
三是狭义的经济犯罪概念，也称小经济犯罪概念，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犯罪就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上所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权限，违反所有直接与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正常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1]
本文所要讨论研究的对象是侵犯客体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犯罪。此类犯罪所侵害的客体低于人的生命价值。故只要符合此标准的经济方面的犯罪均应纳入讨论范畴。据此，笔者认为，在经济犯罪的概念上应采最广义说。
二、死刑在预防经济犯罪中的作用
死刑是以剥夺罪犯生命为内容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这一法律概念在理论上的称谓是生命刑，两者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互称。例如日本学者指出：死刑是剥夺受刑者的生命，永远消除其社会存在的刑罚，因为它使生命丧失，所以也称之为生命刑。[ 2]211生命一旦被剥夺即无可挽回。因此，我国现有刑事政策采取了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对于经济犯罪中的死刑规定尤为如此。然而，死刑的负价值和经济犯罪的负价值能否比较、能否相当，现行刑法对经济犯罪是否有适用死刑的必要？著名的刑罚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这促使笔者去研究，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3]这值得我们重新加以评析。
(一)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立法回顾与评价
我国刑法第43条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根据这一死刑适用条件，我国刑法分则仅在15个条文中规定了28种死刑罪名，所涉罪名集中于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犯罪和贪污罪，并且摒弃了将死刑作为绝对确定法定刑的作法，除故意杀人罪外，只是将死刑作为最后适用的制裁手段。刑法典实施不久，为了严厉打击严重的经济犯罪和严重的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我国开展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专项斗争，不久又将打击锋芒指向严重经济犯罪。据统计，自1981年6月至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4部单行刑法，其中规定有死刑的条文有37条，新增死刑罪名48个。这些新增死刑罪名，除军人违反职责罪外，主要集中在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如果将这些新增死刑罪名和刑法典规定的死刑罪名相加，我国现行刑法实际挂有死刑的罪名多达76个，近乎占现行刑法全部罪名的三分之一。较之刑法典仅在15个条文规定28种死刑罪名。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刑法如此规定是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当我们再次审视经济犯罪死刑的适用时，我们会发现它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性。
(二)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中适用死刑的评析
从我们所界定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来看，现行刑法对上述十三种经济犯罪的最高刑均规定了死刑，而死刑所剥夺的生命权是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利，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当优先于社会权益的保护，特别是个人的生命权更应当置于优先位置，无论是经济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还是公共职务的廉洁性都不能优于个人的生命权利，它们在和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不具有等价性，且犯罪行为所直接侵犯的客体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或一定经济制度，而非人身权或国家安全等其它客体。如果对经济犯罪科以死刑，有贬低人的生命价值之嫌。因此，从刑罚的等价分配上，对经济犯罪处以死刑，笔者认为有失公允。基于以下理由:
1．从刑罚的作用看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分析
（1）从罪行等价原则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就此条文看，对经济犯罪分子判处死刑，是有违罪刑等价、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经济犯罪之害与死刑之害是“不等价”的??人之生命价值永远高于财产价值。因而经济犯罪分子导致了一定经济损害而剥夺其生命的刑罚，仅从刑法基本原则看，也是有违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罪刑等价原则的。因此，死刑只有适用于所侵犯的权益与死刑所剥夺的权益相似的犯罪才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 [4]邱兴隆教授也提出：“中国刑法应将死刑的适用范围限于所侵犯的权益的价值不低于人的生命价值的犯罪的范围内。具体地说，中国现行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应该缩减到只限于有致死的结果的暴力犯罪、具有直接导致国家分裂或颠覆的现实危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导致战役失败的严重军事犯罪的范围之内。除此以外的死刑都应废除。”
（2）从功利主义立场分析
功利主义认为对罪犯适用刑罚的着眼点不应是罪犯过去的行为，而应是预防未来犯罪的需要。例如贝卡利亚主张，保护既存的公共利益的需要就是对罪犯适用刑罚的正当根据，国家预防既存公共利益免遭未来犯罪侵害所需要的量，就是适用刑罚的合理限度。[5]这就是说在刑罚上坚持尽可能以“最低的代价”来预防犯罪。经济型犯罪的犯罪意图是获取财产。因此，由经济犯罪的特征所决定，对之适用死刑难以实现刑罚的功利目标。
（3）从刑罚的谦抑思想分析
刑罚的谦抑性，可以概括为为两方面属性——刑罚的必要性和经济性。刑罚的必要性是指，刑罚作为预防犯罪的阶段，和其他社会调控手段相比是处于消极地位。只有在道德、行政、或经济等手段都不能有效的防止犯罪时，才不得已用之;刑罚的经济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根据这一思想，在目前存在多元化的责任方法体系中，刑罚只具有“最后”的价值意义。[6]理性的立法者首先应考虑的是用刑罚以外的手段（如民事的，行政的）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刑法是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只有当其它手段不能保护法益时，才适用刑法保护。[7] 8 目前我国的经济犯罪主要是由于不完善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法律监督体制引起的。因此，与其对此类犯罪主体处以死刑，不如加大力度完善经济政治体制和法律监督体制。
（4）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从提出这一论据的学者指出：一个国家的死刑成本必须大于或等于这个国家从死刑中所获得的收入。这时才能体现这个国家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当一个国家死刑成本的投入小于这个国家从死刑中获得的收益时，意味着这个国家对民众赋予国家的刑罚权的滥用。此外，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废除死刑还有一个经济成本的问题。有人开玩笑地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今天宣布立即废除死刑，监狱需要扩大100倍！例如在美国，判处一个死刑罪犯政府平均要花费500万美元。从开始起诉到最后判决，平均是10年。[8]88在我国，这种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对经济犯罪死刑适用的不足。
（5）从人道主义精神分析
刑罚的人道主性产生于刑罚与法律价值之一的个人自由的实现关系之中，作为法律价值的个人自由是广义上的权利实现的自由，刑罚不能剥夺人最基本的权利，由此死刑不具有人道性。陈兴良教授曾指出，从应然性上来说，我们应当提出死刑废止的问题，并大力加以弘扬。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一名刑法学者，我们应当进行死刑废止论的启蒙。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人道主义已经不允许通过残酷的刑法去追求刑罚的威慑效果，否则就是不正当的。
2．从实践角度看经济犯罪中的死刑刑罚
（1）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遏制作用不强
我国从1979年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大幅度、高速度地增设死刑是重刑主义、死刑万能思想的体现，而以死刑为手段的重刑化立法，虽然在短期内可以遏制犯罪，但最终必然削弱其遏制力。近十余年来，尽管死刑立法一直在增加，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贪污贿赂罪等各类经济犯罪的案发率始终高居不下，新型经济犯罪不断出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不断发生，涉案数额也不断增大。各类经济犯罪案件不但没有明显下降，反而在总体上有所上升，这种刑罚量与犯罪量同步增长的“两高”局面，就足以证明死刑在预防经济犯罪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设置死刑并没有实现我国遏制经济犯罪的初衷。
（2）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发展趋势及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精神
首先从外国刑法的规定来看，据统计，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包括我国香港、澳门特区）已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了死刑，90年代起，平均每年有3个国家废除死刑，目前明确保留并执行死刑的国家仅70多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一般都把刑法中的死刑条款限定于危害国家安全和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经济犯罪实行死刑的国家。[9]那些废除死刑的国家经济犯罪并不比我国突出。且在起初废除死刑的时候，犯罪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其次从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来看，我国已经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6条第1、2款明文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 然而，针对上述“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最严重的罪行”的范围。对此，负责监督实施《公约》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含义必须严格限定”，它意味着“死刑应当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措施”。[3] 此外，在研究有关缔约国提供的国家报告过程中，人权事务委员们在其报告评论中也特别指出：最严重的犯罪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财产犯罪、经济犯罪、政治犯罪以及其他不涉及使用暴力的犯罪规定死刑。”鉴于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一般性意见”对于《公约》条文释义的权威性，无疑，这里的“最严重的罪行”至少不得包括任何经济犯罪。既然如此，我国对经济犯罪死刑的大量适用就有悖于国际公约，我国作为缔约国，理应遵守该国际公约有关义务性规定。
（3）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利于开展国际司法协助和打击外逃经济犯罪
中国对经济犯罪分子的死刑设计，理所当然地会导致在中国实施了有关经济犯罪的罪犯千方百计地潜逃到国外，中国却难以引渡。因为由于国际间的法律冲突和司法管辖壁垒，缉拿外逃贪官非常困难。其一，引渡犯罪嫌疑人是通过外交途径进行的，目前除了西欧南美一些国家可以进行多边引渡外，其他一些国家都是双边引渡。目前和中国有引渡条约的国家有20多个，都是些和中国有历史渊源的国家或中小国家，而在和大国进行合作的时候，只能依靠司法协助。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目前都还没有与我国建立起司法协助协定。究其原因是这些国家规定了“死刑不引渡”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和“双重归罪”等原则。这样，中国的国家刑罚权难以实现不说，犯罪分子“卷财而逃”的后果也会致令国家难以追回犯罪所导致的重大经济损失；其二，从这些年引渡的犯罪嫌疑人来看，这些外逃贪官都是有一定权势者，他们既有贪污国家财产的便利，也有外逃出国的种种条件，他们涉嫌的犯罪主要是经济犯罪，特别是贪污贿赂犯罪，他们犯罪后留在国内与逃到国外的“同罪不同罚”现象。这就形成了不平等，没有外逃的人留在国内将可能判死刑，而外逃的人根据国际惯例反而不会被判死刑。综上，无论从行使刑罚权的可行性讲，还是从有效索回经济犯罪的损失角度看，对经济犯罪的死刑设置都会影响到惩治此类犯罪的效益性。
三、完善我国经济犯罪处罚机制的原则和方法
（一）完善我国经济犯罪处罚机制的原则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长期以来总结预防犯罪、控制犯罪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选择，也是最终体现立法宗旨、实现司法价值的客观要求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应有之义。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含义，目前刑法、刑事政策学界并未作明确的界定。笔者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界定为：指执政党及政府制定的，由严厉刑事政策和宽松刑事政策构成，对刑事立法及其适用具有长期、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方法及政策体系。它的内容应包括对犯罪人根据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区别对待，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严适度，不偏不倚；宽严适时，有张有弛；多数从宽，少数从严。
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容，我们可以推导出对经济犯罪刑罚制度的要求。“该宽则宽，该严该严”，要求罪刑相适应，根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设置刑罚；“宽中有严，严中有宽”，要求在罪刑相适应的基础上考虑刑罚个别化，针对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作出合理回应；“宽严适度,不偏不倚”，要求刑罚设置时轻重比例要合理，轻重相互衔接，避免出现断档；“宽严适时,有张有弛”，要求刑罚设置符合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及犯罪发展态势，服从、服务于现阶段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这一大局；“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要求刑罚设置体现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整体上趋向宽缓。
海南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
第9号
《海南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已由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2013年7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1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7月30日
海南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
（2013年7月30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护古树名木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古树，是指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
本规定所称名木，是指稀有、珍贵树木或者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研究价值和重大纪念意义的树木。名木的目录范围由省人民政府林业、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共同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布。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组织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园林绿化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别负责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
财政、规划、建设、环境保护、旅游、文化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古树名木保护实行属地管理。
自然保护区内的古树名木，由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保护管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古树名木保护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用于古树名木资源的调查、认定、保护、抢救以及古树名木保护的宣传、培训等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古树名木保护的科学研究，推广应用科研成果，宣传普及保护知识，提高保护管理水平。
对在古树名木保护、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古树名木的义务，不得损害或者自行处置古树名木，有权制止和举报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第九条 古树名木按照下列规定公布和实行分级保护：
（一）名木和树龄在300年以上的古树由省人民政府公布，实行一级保护；
（二）树龄在100年以上不满300年的古树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公布，实行二级保护。
第十条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辖区内的古树名木每五年至少组织一次普查，并根据普查材料，组织有关专家进行鉴定并予以确认。
古树名木的鉴定标准和鉴定程序由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布。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对古树名木的鉴定有异议的，可以向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提出。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重新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鉴定并确认。
第十一条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对古树名木进行登记、拍照、定位，建立图文档案（含电子信息档案），并报省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和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备案。古树名木图文档案应当根据树木生长、存活情况及时更新。
省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组织和协调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建设全省古树名木图文数据库，对古树名木资源进行动态监测管理。
第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向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报告未登记的古树名木的，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和建档。
第十三条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在古树名木周围醒目位置设立保护牌，并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保护栏、避雷装置等相应的保护设施。
古树名木保护牌应当标明树木编号、名称、学名、科属、树龄、保护级别、日常养护责任单位或者养护人（以下统称日常养护责任人）、挂牌单位及其联系电话等内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或者损毁古树名木保护牌及保护设施。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应当组织和协调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根据古树名木的保护级别，制定养护技术规范和相应的保护措施，并向社会公布。
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古树名木养护技术规范的宣传和培训，指导日常养护责任人对古树名木进行养护，并无偿提供技术服务。
第十五条 古树名木保护实行养护责任制，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古树名木的日常养护责任人：
（一）生长在部队、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文物保护单位、农场、林场、茶场、宗教活动场所等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所在单位负责养护；
（二）生长在铁路、公路、江河堤坝和水库湖渠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分别由铁路、公路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负责养护；
（三）生长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其管理机构负责养护；
（四）生长在城市街巷、绿地、公园以及其他公共设施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单位负责养护；
（五）生长在城镇居住区内的古树名木，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物业服务企业负责养护；未实行物业管理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负责养护；
（六）生长在乡镇街道、绿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养护；
（七）生长在承包土地上的古树名木，由该承包人负责养护；
（八）生长在第（七）项规定范围以外农村土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该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负责养护；
（九）生长在第（一）项至第（八）项规定范围以外的古树名木，由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负责养护。
个人所有的古树名木，由个人负责养护。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确定的养护责任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复核。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第十六条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与日常养护责任人签订养护责任书，明确养护职责。
日常养护责任人的具体职责由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布。
古树名木日常养护责任人变更的，应当重新签订养护责任书。
第十七条 日常养护责任人应当按照养护责任书的要求，对古树名木进行养护，保障古树名木正常生长，制止各种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并接受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古树名木的日常养护费用由日常养护责任人承担。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根据古树名木保护的具体情况，给予日常养护责任人养护费用补助。
第十八条 古树名木发生病虫害或者遭受雷击等自然损害、人为损害，出现了明显的生长衰弱、濒危症状的，日常养护责任人应当及时向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报告。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报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现场调查，查明原因和责任，采取抢救、治理、复壮等措施。
第十九条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专业技术人员对古树名木进行检查和专业养护，发现树木生长有异常或者环境状况影响树木生长的，应当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和救治，并将检查情况及采取措施处理过程记入古树名木图文档案。
第二十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捐资、认养等形式参与古树名木的管护。捐资、认养古树名木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在古树名木保护牌中享有一定期限的署名权。
第二十一条 禁止下列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一）砍伐；
（二）擅自移植；
（三）剥损树皮、掘根；
（四）在古树名木树冠垂直投影向外五米范围内修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敷设管线、架设电线、硬化地面、挖坑取土、淹渍或者封死地面、使用明火、倾倒废渣废水等有害物质；
（五）刻划钉钉、缠绕绳索铁丝、攀树折枝、使用树干作支撑物或者悬挂物体；
（六）其它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对已建的危害古树名木生长的生产、生活设施，由所在地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或者个人限期采取措施，消除危害。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将古树名木的分布情况，提供给同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可能影响到古树名木生长的建设项目，城乡规划部门在实施规划许可时，应当书面征求同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的意见。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影响古树名木生长的，建设单位应当提出并采取避让和保护措施，并报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备案。日常养护责任人认为施工可能影响古树名木正常生长的，应当及时向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报告。
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古树名木保护的需要，向建设单位提出相应的保护要求，并加强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采取移植古树名木的措施：
（一）生长环境已不适宜古树名木继续生长，可能导致古树名木死亡的；
（二）省级以上重点工程项目或者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无法避让的；
（三）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的。
第二十四条 移植古树名木，按照下列规定向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一）移植名木和一级保护古树的，向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提出初审意见，报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审查，并经省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二）移植二级保护古树的，向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提出初审意见，经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审核，报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明确申请移植古树名木必须提交的申请书、移植方案、建设项目批准书或者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相关材料。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古树名木移植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就移植方案的可行性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或者听证会，对符合移植条件的，按照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报请批准；对不符合移植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在提出初审意见前，应当将移植原因在移植现场公示，接受公众监督。
第二十六条 古树名木的生长状况对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可能造成危害的，由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采取防护措施；采取防护措施后仍无法消除危害的，可以采取修剪、移植等处理措施。
第二十七条 古树名木死亡的，日常养护责任人应当及时报告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报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确认，查明原因和责任后注销档案，并报省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备案。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理未经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确认死亡的古树名木。
第二十八条 城镇规划区内树龄在60年以上不满100年的树木，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作为古树后续资源加以保护。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规定对古树后续资源进行普查、鉴定、登记、拍照、定位、建立图文档案、统一编号并制作保护牌。
古树后续资源由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按照《海南省城镇园林绿化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保护和实施处罚。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布举报电话号码、通信地址或者电子邮件信箱，及时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损害古树名木行为的检举，并依法查处；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移交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三款，擅自移动或者损毁古树名木保护牌及保护设施的，由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日常养护责任人未按规定进行养护，致使古树名木损伤的，由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采取相应的救治措施；拒不采取救治措施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日常养护责任人无故未及时报告，致使古树名木损伤的，由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根据古树名木受损程度追缴其所得的部分或者全部养护补助。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二）项的，由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砍伐或者移植的古树名木和违法所得，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砍伐名木或者一级保护古树的，每株处二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砍伐二级保护古树的，每株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擅自移植名木或者一级保护古树的，每株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古树名木死亡的，每株处二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擅自移植二级保护古树的，每株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古树死亡的，每株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至第（五）项的，由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侵害、限期恢复原状，根据情节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剥损树皮、掘根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在古树名木树冠垂直投影向外五米范围内修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在古树名木树冠垂直投影向外五米范围内敷设管线、架设电线、硬化地面、挖坑取土、淹渍或者封死地面、使用明火、倾倒废渣废水等有害物质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四）刻划钉钉、缠绕绳索铁丝、攀树折枝，使用树干作支撑物或者悬挂物体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至第（六）项，造成古树名木死亡的，按照本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建设单位未采取避让和保护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古树名木死亡的，按照本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七条，古树名木死亡未经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确认、注销而擅自处理的，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每株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和相关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相关主管部门、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并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予以问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应当给予治安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2013年1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