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监督办法
江西省景德镇人民政府
景德镇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监督办法
第 44号
《景德镇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监督办法》已经2007年5月16日市政府第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并报市委同意，现予发布，自2007年8月1日起施行。
二OO七年六月十九日
景德镇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监督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市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的监督，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服务意识，促进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江西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条例》、《江西省企业负担监督管理条例》、《江西省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监督办法》、《江西省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服务事项是指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事项。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进行监督，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适用本办法有关行政机关的规定。
第三条 建立健全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的监督制度，督促全市各行政机关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实施行政服务事项。
第四条 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进行监督，应当遵循合法、客观、公正、效率的原则，坚持层级监督与自我监督相结合、主动监督与受理投诉相结合、纠错与教育相结合。
第五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的情况，应当作为对该机关综合工作情况进行考核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 监督主体
第六条 市政府对所属行政部门和各县（市、区）政府实施行政服务事项进行监督。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进行监督。
第七条 负有监督职责的行政机关（以下简称监督机关）的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在监督机关的领导下，承担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监督的具体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拟订或者参与拟订有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监督的配套制度；
（二）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进行监督，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
（三）对违法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的行政机关和有关责任人员，依职权作出相应处理，或者向有关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者监督机关赋予的其他监督职责。
第八条 监察、审计、财政、价格、经贸、行政服务中心等部门和单位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进行监督。
第三章 监督内容
第九条 行政服务事项承办单位是否根据同级政府确定的统一办理、联合办理、集中办理行政服务事项的决定，进驻行政服务中心设立窗口。凡已确定在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受理的行政服务事项，各部门和单位是否还另行受理。
第十条 有关单位设立的未进驻行政服务中心的专业办事大厅是否接受行政服务中心的业务指导、工作协调和监督，纳入行政服务中心的统一考核。
第十一条 行政服务事项承办单位是否将行政服务事项的名称、依据、条件、数量、办事程序、申报材料、办理期限、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服务承诺、申请书示范文本等进行公示。行政服务事项的办理是否实行窗口受理、统一收费、限时办结、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等制度。
第十二条 有关行政服务事项的收费是否符合有关规定，依法收取的有关费用是否按规定收缴，是否存在违规返还或者变相返还的情况。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是否以法律、法规、国务院及其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的规定为依据。
第十三条 是否有下列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为：
(一) 向企业摊派、强迫赞助；
(二) 要求企业无偿或者廉价提供劳务、无偿或者廉价占用企业财物；
(三) 强迫企业刊登广告、发布有偿新闻，或者订购报刊、图书、音像制品；
(四) 强迫企业出资编写名录、年鉴、画册等图书资料；
(五) 强迫企业参加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社会团体；
(六) 强迫企业派员参加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之外的各类培训班、学习班等；
(七) 将应当由企业自主选择的咨询、评估、检测等中介服务变为强制性指定服务，向企业收取费用；
(八) 强迫企业参加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之外的考核、达标、升级、评优等活动；
(九) 违法增加企业负担的其他行为。
第十四条 监督机关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进行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是否有法定依据，实施行政许可时是否在法定依据之外增设其他条件；
（二）实施行政许可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具备法定的资格；
（三）实施行政许可的程序是否合法；
（四）是否依法履行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监督检查职责；
（五）依法应当监督的其他内容。
第十五条 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监督内容，主要包括下列事项：
（一）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的主体资格是否经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审查、本级人民政府确认，并向社会公告；实行省以下垂直领导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的主体资格，是否经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审查、省人民政府确认，并向社会公告；
（二）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无法律、法规、规章依据，是否将受委托行政机关和受委托实施行政许可的内容予以公告，是否依法履行对受委托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进行监督的职责；
（三）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工作人员是否持有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
第十六条 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监督内容，主要包括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的有关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是否履行说明、解释义务；
（二）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是否遵守法定程序并出具符合法定要求的书面凭证；
（三）审查行政许可申请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是否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四）实施行政许可中的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公民特定资格的考试等活动是否依法进行；
（五）是否确定内设的一个机构统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统一送达行政许可决定；
（六）是否在法定的或者书面承诺的期限内依法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七）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是否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八）通过听证方式作出的重大行政许可决定是否报监督机关备案；
（九）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是否依法向社会公开；
（十）在实施行政许可和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进行监督过程中形成的有关记录、证据材料和执法文书等，是否全部立卷归档；
（十一）有关行政许可实施程序的其他事项。
第十七条 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监督内容，主要包括下列事项：
（一）是否建立健全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监督制度，并履行监督职责；
（二）对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是否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定期检验；
（三）对被许可人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是否依法予以处理；
（四）撤销、注销行政许可是否依法进行；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监督检查的其他事项。
第四章 监督程序
第十八条 监督机关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进行监督：
（一）定期或者不定期开展有关行政服务事项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
（二）对实施行政服务事项中的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公民特定资格的考试等活动进行现场监督；
（三）对报送本机关备案的行政服务事项进行审查；
（四）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的投诉、举报，并调查核实；
（五）对存在严重违法情形的行政服务事项实施行为进行个案监督；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监督方式。
第十九条 监督机关开展有关行政服务事项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根据监督需要，确定检查范围和检查内容，制定检查方案，并在实施检查的7日前通知被检查单位；监督机关认为必要时，可以在到达检查现场时出示检查通知；
（二）听取被检查单位的汇报，查阅与实施行政服务事项有关的材料，或者对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的工作人员进行考核、测评；
（三）向被检查单位反馈检查意见；对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向被检查单位提出整改意见。
第二十条 行政服务中心通过电子政务信息系统或者现场巡查对窗口办理行政服务事项情况进行检查，并通过设立投诉窗口、投诉电话和电子信箱等形式，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办理行政服务事项的窗口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投诉举报，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一条 加强对行政服务事项办理情况和窗口工作人员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窗口工作人员因不能胜任工作或者有违规违纪行为的，窗口单位应当根据行政服务中心的意见及时调整。
第二十二条 被检查单位应当对监督机关开展的执法检查予以配合，按照其提出的整改意见，及时纠正行政服务事项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完善本机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的有关工作制度，并自收到整改意见之日起30日内向监督机关报告整改情况。
第二十三条 监督机关进行现场监督，可以事先要求被监督单位提供有关情况，监督活动结束后，监督机关应当及时对活动情况进行评价并反馈给被监督单位；认为需要改进的，应当提出改进建议。
第二十四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对违法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的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电话或者信箱，并为投诉、举报人保密。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的，除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外，有权向监督机关投诉、举报。
第二十五条 监督机关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的投诉、举报后，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并自收到投诉、举报之日起30日内，将调查、处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举报人。
监察机关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的投诉、举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监督机关对存在严重违法情形的行政服务事项实施行为开展个案监督，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对拟调查的事项予以立案；
（二）向行政服务事项实施机关及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和其他相关人员调查情况，调阅有关材料，收集证据；
（三）有证据证明违法行为属实的，依法及时予以纠正，并依法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行政处分决定或者提出行政处分建议；经调查认定不存在违法事实的，依法对案件予以撤销。
第二十七条 监督机关通过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所列方式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进行监督，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
负责监督工作的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监督证件；
（二）调阅有关材料时，按照规定办理手续并保守秘密。
第二十八条 监督机关可以建立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的社会评议制度，通过各种方式收集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的意见和评价，并及时反馈给相关的行政服务事项实施机关；必要时，可以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九条 监督机关应当建立通报制度，定期或者不定期通报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的情况。
第三十条 行政服务事项实施机关应当结合本办法第三章规定的内容建立自我监督制度，对本机关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的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并将检查情况书面报告监督机关。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超过法定时限办理有关事项的；
（二）违法要求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提供财力、物力、人力或者强制其购买有价证券和商品的；
（三）无法定依据向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收费的，或者擅自扩大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或者不开具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者监制的收费票据的；
（四）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占有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的；
（五）对投诉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及其从业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
（六）其他侵害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合法权益的。
第三十二条 行政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督促其纠正违法行为，并由本级人民政府行政监察机关或者上级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违反规定，擅自对企业进行检查的；
(二)违法向被检查企业收取检查费用或者将检查费用转嫁给企业的。
第三十三条 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督促其纠正违法行为，并由其所在机关或者本级人民政府行政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警告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
(一)没有检查通知书，擅自到企业进行检查的；
(二)接受被检查企业的馈赠的；
(三)在被检查企业报销费用的；
(四)参加被检查企业提供的娱乐、旅游等活动的；
(五)在被检查企业为本人、亲友或者他人谋取利益的。
对接受的被检查企业的财物，依法责令退赔；在被检查企业报销的费用或者参加被检查企业提供的娱乐、旅游等活动，责令退赔或者自行支付相关费用。
第三十四条 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单位及其窗口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行政服务中心提请本级政府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一）经本级人民政府决定应当进驻行政服务中心设立窗口的单位而不进驻的；
（二）应当进入行政服务中心受理的行政服务事项而拒不进入或者进入行政服务中心受理后仍在窗口以外进行受理的；
（三）不在行政服务中心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内容的；
（四）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服务事项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五）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不履行一次性告知义务的；
（六）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服务事项申请或者不予行政服务事项理由的；
（七）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服务事项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八）对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九）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十）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十一）违反规定擅自收费，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第三十五条 对不具备法定资格实施行政许可的工作人员，监督机关应当责令其所在行政机关将其调离岗位；对违法实施行政服务事项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负责核发行政执法证件的法制机构可以依法收回其行政执法证件。
第三十六条 行政服务事项实施机关拒绝提供与监督事项有关的材料，阻碍监督机关开展的调查，或者拒不按照监督机关提出的整改意见纠正行政服务事项实施中的违法行为的，由监督机关给予通报批评，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提出行政处分建议。
第三十七条 从事行政服务事项监督工作的人员在监督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负责核发行政执法监督证件的法制机构可以依法收回其行政执法监督证件，并由有关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政府法制办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7年8月1日起施行。
理想与现实：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作者：谢佑平 来源：重庆,现代法学 发表时间：199602
内容提要：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弹劾式诉讼、纠问式诉讼和辩论式诉讼以及现代社会当事人主义诉讼与职权主义诉讼相互借鉴、吸收等现象，表明了人类对理想诉讼模式的追求。我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保护人权为指导思想，补充和完善了诸多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规定，强化了辩护机制，增进了诉讼的辩论色彩和民主程度，使我国现阶段有了一部较为理想的刑事诉讼法典，它符合现阶段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但是，也应当看到，字面上的法要变为行为中的法，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新《刑事诉讼法》的落实过程，应当重视：司法观念的更新，司法独立的保障和司法素质的提高等。否则，理想不可能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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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类社会是一个从野蛮向文明不断进化的过程，体现文明进程重要标志的，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其中，刑事司法制度，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序的重要参照系或最基本载体。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适应，刑事诉讼制度经历了奴隶制时期的弹劾式、封建制时期的纠问式、资本主义时期的当事人式和职权式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诉讼模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无容置疑，历史上每一次诉讼模式的更替，都是人类文明不断演进在司法领域产生的结果，都是对理想的追求。可以说，刑事诉讼模式演进的历史，是刑事诉讼活动不断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历史。从司法行政不分到司法独立，从“不告不理”到国家追诉，从诉审合一到诉审分离，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程序粗糙简单到精细复杂等变迁，记载了刑事诉讼程序理想化的足迹和科学化的历程。
在奴隶社会，实行弹劾式刑事诉讼，在这种诉讼下，没有专门的起诉机关，案件由当事人直接提起；实行不告不理原则；法庭不主动追究犯罪；原告和被告在诉讼中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行政和司法不分，没有独立体系的审判机构；利用宗教和当事人双方的身体力量，作为评断案件是非曲直的手段。在封建社会，统治者意识到犯罪行为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而且危及统治秩序，于是设计出纠问式刑事诉讼。纠问式的主要内容是：起诉权与审判权合二为一；司法隶属于行政，行政长官控制司法权；法官有权主动追究犯罪；实行有罪推定和秘密侦查审讯：被告人没有诉讼地位和辩护权利；被告人的口供被认为是“证据之王”；刑讯逼供被视为合法。以“自由”、“平等”、“人权”为理想和口号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行辩论主义诉讼。其主要特点是：司法权摆脱了行政权的传统桎梏，实行司法独立的审判制度；诉审分离，控诉方和被告人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双方处于对等的诉讼地位；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尊重被告人的主体性，重视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在辩论主义诉讼中，又存在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之分。职权主义刑事诉讼，实行于大陆法系国家，其主要特点是：诉讼的进行以法院为主，法官以积极姿态出现；在审判中，法官要主动讯问和展示证据；警、检机关依职权主动追诉犯罪，侦查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地位且一般不公开；注重发挥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作用；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较少且在行使诉讼权利时有种种条件和限制。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实行于英美法系国家，其主要特点有：刑事诉讼通常从逮捕或传讯嫌疑人时开始，侦查中注意对嫌疑人的保护；强调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诉讼活动主要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通过辩论展开；法官不主动进行调查，甚至不参加提问，在法庭上只起居中公断的作用。
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深刻反映出社会历史从原始走向文明的历程。从弹劾式诉讼到纠问式诉讼、从纠问式诉讼到辩论式诉讼，包含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和民主思想对法律及司法制度的深刻要求。弹劾式刑事诉讼是与国家社会政治文明程度低下，文化科学技术落后，人们心灵中对神的崇拜和畏惧，以及氏族原始民主平等印迹等联系在一起的。纠问主义刑事诉讼下国家追诉犯罪制度的确立，是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大发展；在人们对诉讼无休止的冗长辩论和充满野蛮、蒙昧的神明裁判感到厌烦不安，迫切需要一种迅速有效而又非常权威的力量主持诉讼以更大程序地惩罚犯罪时，纠问主义诉讼应运而生了。到资本主义时期，“自由、平等、人权”的历史背景，使刑事诉讼模式出现了诉审分立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原则、自由心证和无罪推定原则等一系列现代民主司法内容。因此，可以说，刑事诉讼模式演进的历史，是刑事诉讼活动不断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历史。
在现代社会，各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出现了互相借鉴和吸收优点，以期建立理想刑事诉讼模式的趋势。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都有其优点、长处和存在的合理性，这是无容置疑的。然而，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各自也都暴露出固有弊端，需要改进和完善，否则，就难以适应追究、惩罚犯罪的要求。就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而言，由于过份强调正当程序和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可能导致诉讼活动步履艰难，旷日持久，不能及时惩罚犯罪，产生疏忽对被害人及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等后果；就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来说，由于过份偏重惩治犯罪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又难免造成对法律程序意义的轻视和对被告人个人权利的损害，带来积极惩罚、消极保护的现象。正因为如此，为了使刑事诉讼活动充分发挥惩治犯罪、保护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各国统治阶级都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在保留各自刑事诉讼模式长处的基础上，对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进行了程度不同的修改和完善。如美国在刑事犯罪日益加剧的威胁面前，开始实施强化犯罪控制的司法措施，扩大了侦查官员的权力，降低了搜查、逮捕、扣押的适用标准，使其刑事诉讼更加与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靠近。与此同时，大陆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也开始接收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有益成份，如：日本、法国等的刑事诉讼中，吸收了英美允许律师从侦查阶段介入诉讼协助被告人辩护的做法，诉讼程序注意起对人权的保护。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需要。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和建构，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没有超阶级的民主，也没有超阶级的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模式内容、价值取向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关，刑事诉讼模式的相互借鉴和吸收，是为了更有效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但是，撇开阶级属性，从纯技术的角度考察，科学、民主的刑事诉讼模式是有其共同规律和特点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大刑事诉讼模式相互吸收、接近，本质上，是对刑事诉讼内在规律和特点的深刻认同。
二
社会主义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没有二致。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与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比较，在性质上有本质区别。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职能，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通过惩罚犯罪，保护无辜，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和巩固安定团结、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目的。
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在惩罚犯罪，保护无辜，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要特点表现在：第一，侦查权由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行使，侦查手段广泛、多样，侦查权力强大。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分子，侦查机关有权决定采用包括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扣押、鉴定、搜查和通缉在内的各种侦查手段，有权决定对被告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强制措施。侦查机关在采用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适用条件宽松，限制因素极少。第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受到局限。为了提高侦、控工作的效率，侦查、控诉活动极具封闭性，很多工作是在秘密状态下完成的，并对被告人的权利予以限制。如：在侦、控阶段，被告人无权获得律师帮助，不允许律师介入诉讼为被告人辩护，即使免予起诉的案件也是如此：被告人在侦、控阶段人身自由大多受到限制，缺少或完全不具备与外界接触的条件：被告人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相反，要“如实回答”；且没有保释制度对被告人的权利予以保障。第三，在审判阶段，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案件事实，以积极姿态出现，在审判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发挥积极作用。人民法院有权讯问被告人，核实证据，必要时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搜查、扣押和鉴定；对事实不清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有权退回补充侦果；在庭审中，公诉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提问、发问、举证、辩论等活动，都必须经过法官同意或许可；对于违反法庭秩序者，审判长有权警告制止；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退出法庭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
1979年《刑事诉讼法》，是在我国法制极不完备的背景下生成的。与当时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和集权型行政模式相适应，它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色彩，赋予了司法机关极其广泛和灵活的司法职权，侦、控权能强大，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审判权能廓不清界限；与此相反，而被告人的权利受到种种限制，使本来弱小的当事人更加难以与强大的侦控机关相对抗。因此，刑事审判中容易事先形成对侦控机关有利的倾向性意见，“上判下审”、“先判后审”、“辩不辩都一样”等不正常现象便顺理成章。16年来的刑事司法实践表明，职权性有余、辩论和民主性不足的刑事诉讼，与现代刑事司法的普遍规律是不相适应的。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活动，实质上是一场发生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益冲突和斗争。国家与个人力量的悬殊，要求建立科学的诉讼程序，限制司法权力的膨涨和司法手段的滥用，赋予被告人充分与控诉权或国家权力相抗衡的防御手段和能力，在诉讼中达成控、辩双方的相对衡平，才有可能产生辩论和民主，才有可能在个人与国家的斗争中实现客观公正。因此，追随世界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步伐，借鉴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先进成果，认同刑事诉讼活动的国际标准或共同规律，是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发挥其职能作用的必由之路。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史上的里程碑，它翻开了我国民主司法的新篇章。该《决定》以保护人权为指导思想，对我国刑事诉讼模式进行了较大改造，通过引进、移植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关于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若干规定，使我国职权主义刑事诉讼逐步“当事人化”。它较好地反映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普遍规律，进一步与国际惯例接轨。该《决定》的突出成果表现在：第一，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为有罪之前，应推定其为无罪的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要求刑事司法将被告人在没有通过足够证据和合法程序最后结论为犯罪者以前，看作是与其他公民在权利上没有二致的社会主体，应当受到与其他公民毫无差别的待遇，甚至更为优厚。可见，平等、权利、争论是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刑事司法中所蕴涵的司法观念。随着社会的进步，无罪推定原则由于体现了人类社会法制和法律思想发展和进步的共同要求，已为当代社会不同制度的国家所普遍采用。长期以来，我国将它视为洪水猛兽，给它定性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予以排斥，认为它将一切被告人都先入为主地假定为无罪的人，容易造成司法人员思想混乱，可能导致放纵犯罪。该《决定》规定，任何人在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为有罪之前，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表明，中国的刑事司法将步入现代化时代，会出现司法观念和制度的根本性变革。第二，对侦、控机关进行制约。在我国，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是刑事案件的侦、控机关，职权主义的侦、控方式，使它们在刑事诉讼享有广泛的侦查手段和极为自由的支配权力，出现了无人监督和制约的现象。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出现滥用，这在公安机关的“收容审查”和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问题上得到了充分印验。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取消“收容审查”和“免予起诉”，表明立法者对保护人权的决心和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职权主义侦、控行为予以制约的态度。从诉讼构造原理上讲，限制和制约刑事诉讼中的侦、控职权，是建立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必然要求，只有取消侦、控机关的定罪和处罚权，才有可能将其塑造成当事人的角色，被告方才可能在诉讼中与控诉方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抗。第三，加强了对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决定》规定，嫌疑人在侦查阶级便可以委托律师进行法律帮助，开展法律咨询、收集证据、代理申诉等活动；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可委托律师介入诉讼，进行辩护，充当辩护人；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公诉机关不予起诉时，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等，这些规定强化了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作用增大了。注重发挥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表明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在朝当事人主义转变和接近，吸收其优点，逐步走向完善。第四，实行对抗式法庭审判。在现代西方国家，无论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还是职权主义刑事诉讼，都实行对抗式法庭审判，只是在对抗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对抗式审判的主要标志，是采用直接、言词原则，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对证据进行质证，对焦点问题进行辩论。对抗式审判中，控、辩双方是平等的主体，享有平等的举证、证明权利和平等的发言，辩驳机会。审判者一般处于中立地位，以仲裁者身份听取双方的证据和辩驳，认定案件事件。我国以往的刑事审判，是一种超职权主义的审问式审判，一方面，法院庭前审查行为中享有搜查、扣押等广泛的侦控性权力，导致控审不分或控审关系过分紧密现象；另一方面，轻视法庭辩论的作用，法庭辩论往往走过场；在庭审活动中，法官普遍关注的是法庭调查；在法庭调查中关心的，是如何通过严厉的审问，使被告人认罪服法。《决定》规定：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只向人民法院移送起诉书和主要证据目录等简单材料；要求人民法院缩短、弱化庭前审查，集中精力搞好开庭审判；要求法庭审判中实行直接、言词原则。开展质证活动。发挥法庭辩论功能，等等，这标志着我国刑事审判将具有较多的对抗性色彩，也意味着审判权在刑事诉讼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重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所构建的混合型诉讼模式，是符合我国现实的。在修改《刑事诉讼法》前，不少学者主张全盘引进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内容，将当事人主义视为“理想”，这是不切实际的。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选择和修改，应当充分考虑两大因素：一是阶级利益需要；二是历史文化背景。刑事诉讼活动，是实现国家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无辜，以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的活动。在阶级社会里，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与建构，是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表现。奴隶社会采用弹劾式诉讼模式，继承氏族组织解决社会冲突的朴素民主方式，这在国家和法律初创时期，是惩罚犯罪的最有效方式，因而符合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到犯罪不仅仅是对个人利益的侵害，而且必然危及国家整体利益和社会共同秩序，“不告不理”原则已不能适应有效惩治犯罪的需要，必须建立一种用以遏制犯罪的强有力的司法机制，于是，封建专制社会的统治者设计出了由国家主动追诉犯罪的纠问式刑事诉讼模式。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因而，在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中，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国家追诉犯罪的同时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被侵犯，因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主体地位，拥有较为充分的与控诉相抗衡的防御手段和能力。我国刑事诉讼的任务，是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从总体上说，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在完成刑事诉讼任务方面，成绩是显著的，它有效地维护了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相关的社会秩序，其总体精神和宏观样式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需要。重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既有对旧《刑事诉讼法》中符合我国国家利益部分内容的继承，也有对过时和陈腐内容的修改和完善，目的在于使其更加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英美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是以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为背景的。如果不加区别地照搬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必将造成刑事诉讼模式与刑事诉讼目的、任务和功能的不协调和不适应，最终带来社会秩序的动荡，危害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其次，从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考察，重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所建构的混合型诉讼模式是较为理想的模式。任何刑事诉讼模式，都根植于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无不存在独特的文化传统印记。撇开历史文化背景，是不可能全面理解各种刑事诉讼模式发生发展的缘由及其固有特征和差异的。职权主义诉讼起源于罗马帝国特别是西欧中世纪宗教法庭所实行的纠问式程序，当事人主义诉讼与英国中世纪的控告诉讼一脉相承，两者的区别显然是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传统的国家，刑事司法手段历来被视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之一，“犯罪控制”思想指导着中国历代刑事诉讼模式的建构。我国现阶段的刑事诉讼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反映了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内涵和要求。同时，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背景，又使之产生了相应的新型诉讼原则，并且，使之在性质上与资本主义刑事诉讼迥异。因此，可以说，我国重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没有、也不能照搬当事人主义或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的全部内容，这是充分考虑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的结果，是符合现实的。
三
重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步入民主化、科学化轨道，其结构的合理性，内容的先进性，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具有旺盛生命力，不失为现阶段一部较为理想的规范性文件。但是，也应当看到，要将文字上理想的刑事诉讼法，转变成行为中现实的刑事诉讼法，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冲突和差距，“有了正义的法律，并不等于有了法律的正义”。因此，我们认为，《决定》的出台，仅仅是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第一步，艰苦、复杂的工作，将体现在《决定》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如果对刑事诉讼法的实现过程不予关注，法律的内容将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刑事诉讼法将不可能完成其新时期应有历史使命。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决定》的落实过程，保证其在司法实践中不变形走样。为此，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更新司法观念。司法制度与司法观念是相辅相成的概念范畴。一方面，司法制度是产生司法观念的前提和基础，有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司法观念；另一方面，司法观念对司法制度又有一定的反作用，如果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司法观念与司法制度不协调或存在冲突。那么，它必将会影响或阻碍司法制度的正常运转，使诉讼法律制度难于发挥作用，并有可能使其丧失应有功能和预期目标。我国《决定》的产生，必将带来司法观念的变革，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司法观念，这是无容置疑的。但是，也必须看到，观念变革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传统的旧司法观念会存在消极的抵抗，对现代文明司法制度带来冲击。从本质上说，《决定》所修改、补充的内容，如：吸收无罪推定原则精神、律师提前介入、辩论式庭审方式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些司法制度萌芽、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与其重程序、护人权的司法观念相适应。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下形成的轻程序、厌诉讼、等级制度、权力崇拜等传统司法观念，经过新中国几十年的荡涤，已基本消除，但是，由于它根深蒂固于中国社会土壤，在现代人的头脑中仍或多或少地存在痕迹，并阻碍着现代文明司法制度的功能发挥。因此，我们应重视诉讼观念和意识的改造，寻求制度与观念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新型刑事诉讼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效益。为此，一方面，我们必须依法办事，严格执法，增强国民对法律的期待和诉讼的信任，深入普法教育，提高国人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将社会看作一个系统，对那些非法律因素予以充分关注，市场经济的发达、民主政治的发展、教育科技的现代化、人际关系的合理化等，都是建构现代型诉讼观念的前提和保证。
（二）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司法权能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性。司法权能的独立，是使案件得以客观公正处理的必然要求。刑事犯罪，实质上是一种权益冲突，它发生于国家与个人之间。国家设定司法机关开展刑事诉讼的目的，旨在通过侦查、起诉、审判等活动，对具体的权益冲突适用法律，制裁违法，恢复权益的正常状态，达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秩序的目的。如果把社会秩序理解为统治阶级通过法律形式在社会主体之间规范出的利益分配及其运行机制，那么，刑事诉讼则是一种保护国家、团体和个人等诸种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活动。我们可以把刑事诉讼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常态中的法律权利因为犯罪行为的侵害而处于非稳定状态，当事人或公益代表（公诉人）提起诉讼，借助国家审判权和强制力，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从而使法律权利得以保护，社会秩序得以稳固和发展。因此，在这种特殊的权益冲突解决过程中，司法机关的独立或中立，是公正、合理解决权益冲突的本质要求。如果冲突的解决者与冲突事实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或者容易受冲突事实和主体情绪的影响，或者容易形成某种情感倾向，那么，冲突的解决结果，就难以为冲突双方心悦诚服地接受，司法公正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司法机关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党政机关可以随意对司法活动指手划脚，如果“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政策代法”，那么，冲突的解决者即司法机关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情感倾向”，作出有损司法公正的裁决。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防止行政对司法的干预以及各种形式的干扰。其中，尤其要保障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努力塑造法院审判中立的形象。在西方，刑事诉讼中审判方享有主持和指挥审判的权力，在审判中占主导地位，是从法官个人的角度而言的，法官人格的独立性和自由心证原则的适用使法官个人在刑事审判中具有行使职权的较大自由和活动时空，因而其诉讼活动往往是直接的、言词的和辩论的。我国刑事审判中，存在审判权力“集体化”现象，院庭长和审判委员会等组织在刑事审判中有极其重要作用。集体化容易导致“长官化”和“行政化”，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审判者如果不能独立行使职权，控辩式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又将失去意义。因此，要真正落实《决定》，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
（三）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法律是由人去执行的。因此，执法者的政治素质、道德修养和业务水平如何，决定着政策和法律实施质量的优劣。《决定》对侦控机关的职权进行了必要限制，扩大了被告人的辩护权能，使刑事诉讼更具对抗性。这种对抗和辩论型诉讼，一方面，对检察官和律师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如果双方业务素质低，则不能形成真正的对抗；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法官的审判责任。法官必须有能力从对抗中认识案件真理。因此，检察人员、律师、审判人员等司法人员都应当对自身在刑事诉讼中充当的角色有深刻认识，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一般说来，立场坚定，坚持真理，秉公执法，则直不阿，应当成为司法人员基本的人格素质；较高的文化素养，系统、专门的法律知识，综合分析和应变、决断的能力，应当成为司法人员业务素质的普遍要求。而且，人格素质和业务素质应当统一，合格的司法人员必须二者兼备。缺少任何一方面，都很难想象会有准确无误的法律适用。从总体上说，我国律师业务素质经过考试制度以及严格管理有了很大提高，而检察官和法官的素质则存在诸多问题，如：缺少严格、统一的考试制度，复员退伍军人充斥其间，培训、晋升制度不完善，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司法人员将难于把握和操作对抗式诉讼。势必阻碍新型诉讼模式的有效运转。为此，我们认为，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从律师中遴选检察官和法官，为《决定》的落实，提供人才保障。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博士生 谢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