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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67号


　　《贵州省防雷减灾管理办法》已经2003年6月4日省人民政府第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省长　石秀诗
　　　　　　　　　　　　　　　　　　　　　　　　　2003年7月10日

　　　　　　　　　　　　　 贵州省防雷减灾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防雷减灾工作，保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贵州省气象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防雷减灾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防雷减灾是指防御和减轻雷电灾害的活动，包括雷电灾害的研究、监测、预警、防御等；雷电灾害是指因直击雷、雷电感应、雷电感应的静电、雷电波侵入等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防雷装置是指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电涌保护器及其他连接导体等防雷设施的总称。


　　第四条　防雷减灾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坚持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分级管理的原则。


　　第五条　省气象主管机构负责组织、管理、协调和指导全省防雷减灾工作。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防雷减灾工作。未设气象主管机构的，其防雷减灾工作由上一级气象主管机构负责。
　　建设、公安、广播电视、通信、电力等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在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督指导下，做好本部门、本行业内的防雷减灾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对防雷减灾的科普宣传、科技咨询、宣传培训工作；普及防雷减灾科技知识，提高农民抵御雷电灾害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对雷电灾害的防御能力。


　　第七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雷电灾害的监测和预警工作，组织对防雷减灾的科学研究、技术推广、雷击事故的统计，及时向政府报告防雷减灾工作。


　　第八条　各级防雷减灾机构应当建立和完善防雷减灾工作制度，灾情上报制度，认真执行防雷减灾技术规范，保证技术数据的真实、科学。


　　第九条　下列场所或者设施应当安装防雷装置：
　　（一）高层建筑、易燃易爆物品的生产、销售、贮存场所；
　　（二）电力生产设施和输配电系统；
　　（三）通讯设施、广播电视设施、计算机网络系统；
　　（四）厂矿、企业自动化控制系统；
　　（五）交通运输、医疗卫生、金融机构等社会化公共服务的主要设施；
　　（六）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技术规范，应当安装防雷装置的其他设施和场所。
　　安装的雷电灾害防护装置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使用要求，并接受当地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督检查。


　　第十条　从事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防雷装置设计、施工的单位，应当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设计、施工资质证书。
　　除前款规定以外的专门从事防雷装置设计、施工的单位，应当向省气象主管机构申请资质认证。省气象主管机构对申请资质认证的单位从事防雷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资格管理制度。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负责防雷装置的设计审查；对新建、扩建、改建的建（构）筑物施工图设计文件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统一受理，其中防雷部分的设计文件由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审查。未经审查同意的防雷设计文件，不得交付施工。工程竣工验收时，应当有气象主管机构人员参加防雷装置的竣工验收。


　　第十二条　防雷装置的施工单位应当按审查批准后的设计文件进行施工，并接受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和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变更设计文件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重新报批。


　　第十三条　省气象主管机构对从事防雷装置检测的单位实行资质管理。有自行检测能力的单位按照规定的防雷检测资质评审程序可以申请自检资质。经省气象主管机构认定，具有防雷装置自检资质的单位可以自行检测。持有外省（市、区）气象主管机构颁发的防雷检测资质证书的单位，在省内从事防雷装置检测活动的，应当事先向省气象主管机构登记备案。


　　第十四条　防雷装置实行定期检测制度。防雷装置检测每年一次。油库、气库、化学品仓库、加油站及其他易燃易爆物品的生产、销售、贮存场所的防雷装置每半年检测一次。
　　依法设立的防雷装置检测机构接受防雷装置使用单位的委托，可以进行防雷装置检测。
　　气象主管机构对防雷装置检测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对防雷装置进行抽检。
　　防雷装置的产权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及物业管理部门应当做好防雷装置的维护工作，发现问题应当及时维修。


　　第十五条　遭受重大雷电灾害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在雷电灾害发生后及时向当地气象主管机构报告并协助调查；气象主管机构应当自接到灾情报告起15日内做出雷电灾害鉴定书。鉴定书须报送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气象主管机构。


　　第十六条　气象主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防雷减灾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越权执法、滥用权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未按有关规定做好雷电预警服务的；
　　（三）利用职权对外承包防雷工程或者谋取私利的。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气象主管机构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并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一）故意破坏或者毁损防雷装置的；
　　（二）对重大雷电灾害隐瞒不报的；
　　（三）防雷装置检测单位未按核定的检测项目、范围和防雷技术规范、技术标准进行检测的；
　　（四）已有防雷装置，经检测不合格的；
　　（五）应当安装防雷装置而拒不安装，或者安装和使用的防雷装置不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
　　（六）拒绝接受气象主管机构进行抽检的。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气象主管机构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并处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一）不具备专门从事防雷装置设计、施工资格和资质，擅自从事防雷装置专门设计或者施工的；
　　（二）不具备检测资质，擅自从事防雷装置检测的；
　　（三）防雷装置设计文件未经审查同意，交付施工的；
　　（四）防雷装置未经检测合格投入使用的；
　　（五）变更防雷装置设计文件未按原审查批准程序重新报批的；
　　（六）持有外省（市、区）气象主管机构防雷检测资质在省内进行检测活动，未到省气象主管机构进行备案的。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法规另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
——试论客观看待封建法制思想（客观看待儒家思想的作用）

陈锦良


一、 封建法律史中的儒家思想之起源（汉律儒家化之封建思想史背景）
（一） 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1）汉律儒家化之历史背景
（2）汉律儒家化之思想背景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1）立法指导思想之表现
（2）律法方面之表现
（3）司法方面之表现（浅谈春秋决狱）
3、汉律儒家化之历史影响
（二）浅谈唐律之儒家化
1、唐初立法之历史背景
（1）随末唐初的历史背景对立法者之立法思想之影响
（2）汉律秘唐初立法思想之比对，注重民事立法完备（荀子之舟水之说）
2、唐律儒家化之具体表现
（1）立法思想方面
（2）律法之儒家——屈法伸礼以维护家族纲常伦理·家庭财产支配权，连坐制度。
（3）司法之儒家化
3、唐律在秋国法制史上的影响
（1）以礼为立法根据
（2）以礼为定罪量刑标准（上犯下，下犯上）
（3）以礼注释法律
三、在当今法制社会如何看待汉唐法律儒家化这一历史现象

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
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思想想之起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一） 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汉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正是从董仲舒开始，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既然说从汉化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或者说是其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及行为，那么儒家思想又是如何达到这一登峰造极之效果的呢？这便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并为汉武帝采纳，进而董仲舒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又为汉武帝采纳开始的。
1）汉律儒家化的历史背景
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中心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似乎有些力不从心，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演。据此，统治者急需一种比黄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温柔的手段来施行统治。汉武帝提出“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书，而董仲舒对以《春秋》大一统之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大德施教化，辅之以刑罚，即德主刑辅，为武帝采纳，至此儒家思想重登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2）汉律儒家化的思想背景
汉初七十年，统治者施行以黄老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的统治，终于达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但在丰富的物质基础之上，旧有的法律已不足以调解基于人们丰富的物质财富上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各诸侯实力的强大，而又各自为政甚至蠢蠢欲动对中央集权统治的威胁更是愈演愈烈；针对这种形势，董仲舒指出了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应以儒家经典《春秋》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儒家礼治思想钳制社会思想和行为。另外，又结合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看到法家思想只能“诛恶”而不能“劝善”的弊端，提出了《春秋繁露·基义》中“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即“德主刑辅”之说。以顺应统治者的需求。
董仲舒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不为重视的历史，于是将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法家的“三纲”结合，更系统地将“三纲”论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思想赋之以阴阳家神秘化的表述结合起来满足统治的需要。
也就是说董仲舒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进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随着董仲舒的观点被汉武帝所接受，董仲舒也因而晋身于统治阶层中较高的位置，进而对立法、司法有着重大影响，也因此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和思想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在立法指导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的君权神授思想，将皇权神化，认为皇帝是百姓与上苍的中介，或者说代理，可以代天行赏或行罚。皇帝的至尊权威不受任何侵犯，否则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凡是侵害皇帝个人和皇权统治的行为均视为最严重的犯罪。均构成“死罪”，如“欺漫”、“诋欺”、“诬”、“废格沮事”、“诽谤”甚至“腹诽”和“阿党”，“通行饮食”、“见之故纵”等罪名，有一些是对皇权统治构成危胁的罪名但更多的是对皇帝个人权威的法律保护，即皇帝个人代表了国家意志。这与以后儒家强调皇帝的权威是分不开的，而董仲舒则利用神化将其合法化。本来法律是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儒家化的汉律则首先赋予皇帝特殊的人格，不受任何限制。其至尊地位，在法律上规定任何侵犯皇帝言行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甚至心理活动都不可以，如“腹诽”罪即在心里诽谤朝政，大臣颜异因此而被杀。这正是儒家重视内在修养这一特点在立法上的表现，儒家思想中的“八目”相当重视内在修养，而儒家化后的汉律也将心理因素做为犯罪与否和犯的是什么罪的依据。针对保护皇权的法律就更是如此。
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之思想，法律教育互补说，而非单纯的惩罚目的说，也据此减刑了许多肉刑，使犯罪者得以改过机会，而非将其处死做为处罚目的。他主张以德教为主，兴办学校，提倡儒家教育，把犯罪苗头从心理上消灭掉。而刑罚只是辅助之作用，而不象秦朝统治以刑罚多、刑罚重，一味强调“刑以杀为威”，并且以刑罚做为目的而忽视教育的作用，这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吸取了秦朝残酷统治的历史教训，结合西汉初年统治阶层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取其中间位置的德主而刑辅，即不单纯采取法家单纯的苛刑重典不近人情的惩罚目的学说，又不单纯的以教育为唯一方式，而是采取了儒家所谓中庸之说有主有辅，而孔子的刑罚教育目的学说在这里发挥了极大作用。孔子的认为教育以德礼教化百姓，便可达到“礼仪之邦”无为而治的目的。而对于那些“斗筲之性”的人则刑罚，而这种人只占少数，因此以德礼教育为主，刑罚为辅即可将统治推向仁政，因此在汉朝的立法上比秦朝更倾向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和家庭伦理观念的约束。其思想实质便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这便引出了——礼律融合，三纲五常的尊卑思想指导立法或者说是指导了法律的价值取向。
“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这一法家著作，而“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董仲舒之后的《白虎通义》中。不过对“三纲五常”作全面、系统论述的还是董仲舒，可以看得出董仲舒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及道家之说，并为之所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及“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又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而在《春秋繁露·顺命》中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于天子，子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基于这种思想指导在立法过程中很多汉律的条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纲”除了做为一种道德规范外，更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至此个人、家庭、社会与政治统治从行为规范到法律制度形成了内在的统一。
而“五常”之道是董仲舒在汉武帝一次策问中提出，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他说：“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可见“三纲”是用以约束臣民，而“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本位和道德价值标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亦不乏其中。